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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四章 永恒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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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举制的生命力一个国家的官员选拔制度，如果套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可以视为是一种“社会上层的再生产”。（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任何社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上层的再生产。”）那么，在古代中国，对于身处社会中下层的广大寒门庶族而言，能够切实获得一个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能够以自由竞争的方式公开参与一个社会的“上层再生产”，其意义显然是非同小可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平民理想，从贞观时代起就有了一（618—907）种制度化的保障，在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中更是表现为随处可见的现实。
随着唐代科举制的确立、完善和全面实行，寒门庶族迅?崛起，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通过努力跻身于社会上层，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甚至官拜尚书、宰相。比如高宗时代的宰相李义府就是一个寒门出身、“家代无名”的人，他在贞观年间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以后，担心家世贫寒，难以跻身高位，因而赋诗表达自己的忧虑，其中一句是：
“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李世民听到后，当即表了一个态，打消了李义府的顾虑。
李世民说：“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隋唐嘉话》）后来，李义府果然仕途通达，位列宰辅。
自贞观之后，像李义府这种平民子弟通过科举入仕，最终官居宰相、位极人臣者已经不胜枚举。据两《唐书》列传所载，终唐一代，寒门庶族出身而拜相者共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不入传者尚有多名，实际数字当不止此。而相应时期高门世族出身的拜相者，只有一百二十五人，已经低于前者。
由此可见，自贞观时代起，终唐之世，唐朝社会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政权向着广大的寒门庶族开放，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从而充分体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
在隋朝播下种子的科举制之所以能在贞观时期盛开和绽放，自然是与唐太宗李世民求贤若渴、唯才是举的政治理念息息相关。
打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坐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才者才能“安”天下！
作为一个兼具创业与守成之长的杰出政治家，李世民深知其中的道理——一个王朝如果能够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平民阶层普遍开放上升之阶，并且最大限度地获得平民阶层和读书人的归属感与政治认同，最终整合社?各阶层的利益，尽可能实现社会公正，那么这个王朝必将因此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贞观中期，李世民有一次目睹新科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二百年后的唐文宗开成年间，诗人赵嘏也对贞观时代所确立的科举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国史补》）钱穆先生说：“科举制度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科举制作为一种具有显著优越性的选官制度，一经奠定便被历朝历代所继承，从而对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一直到公元1905年被废除为止，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长达一千二百多年。
一种制度的生命力能够如此长久，足见它在诞生和确立之初，一定有着极大的合理性与超前性，才能被历朝历代的百姓、士人和统治阶层所信受奉行。然而，时代毕竟是不断发展的，无论再好的制度也会在历史的变迁中生发出种种流弊。尤其到了近代，当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日益僵化的科举制再也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需求，终于在举国上下的口诛笔伐中寿终正寝，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八十年后，当改革开放的中国人通过借鉴西方的文官制度，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之后，他们却不无惊讶地发现——这套“先进”的西方制度居然是渊源于中国。
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恰恰就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
历史真是充满了吊诡！
年，美国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他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对西方和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堪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相媲美的贡献。为此，西方人把科举制视为是“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南针”这四大自然科学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
对此，今天的中国人感到既惊讶又困惑：为什么早在上个世纪初就被国人视为传统糟粕并弃之如敝屐的科举制，居然成了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并且备受推崇呢？
而更加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时隔八十年后，它居然又被我们自己如获至宝地“学习和引进”了回来！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科举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
西方人对它如此青睐、推崇备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产生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后半叶。
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科举制的是葡萄牙的两位传教士：克鲁兹和胡安。前者著有《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作法极力称颂，后者则在《伟大的中国》
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他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具有“竞争性”的科举制度，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这两本书在欧洲出版后，迅速流传开来，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极大的关注和兴趣。据统计，1570-1870年之间，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官吏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书籍就多达70余种。
世纪以前的欧洲各国，其文职官员的选用办法，要么是君主赐官制，要么是贵族世袭制，要么是政党分肥制。而无论这其中的哪一种，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任人唯亲，进而引发吏治**，同时极大地压抑人才的发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显然要远远落后于“公开（618—907）取士、择优录用”的中国科举制。
所以，欧洲人一旦了解中国的科举制后，无不交口称赞、欣羡不已。他们普遍认为：
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而且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另一个欧洲学者声称：“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这是他们制度惟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
在中国科举制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在19世纪前后纷纷废除了那些腐朽落后的制度，开始确立从竞争性考试中选拔文官的制度。1791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试，到1875年文官系统基本形成。1829年，英国为东印度公司选用文职人员实行了公开考试；1855年，英国政府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开始推行文官考试，并于1870年正式颁布法令，使其规范化和制度化。由于英国当时国力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为系统并且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它欧美国家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年进一步完备。
《大英百科全书》在谈到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时说：“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实行定期考核。”孙中山先生也在其所著的《五权宪法》中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正是因为认识到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优越性，孙中山才会在西方“三权分立”的理论基础上，把考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并列，创立了“五权分立”的政治学说。
隋唐的科举制之所以能对后世和西方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政权开放、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无论何时，“社会公正?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永恒理想。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国界、超越种族和文化差异的普世价值。
因此，创始于隋朝、确立于贞观的科举制度才能在中国历史上传承不绝，并且在东西方的文明碰撞和文化交流中绽放出历久弥新的光芒。也惟其如此，它才会在湮灭和消逝了将近一个世纪后，仍复以一种崭新的面目重新回到诞生它的国度，并以其固有的精神和价值融入现代社会的制度框架之中，获得一种“凤凰涅槃”似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