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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三章 教子一经

作者:清风怡江        书名:重生之草根皇帝        类型:历史军事       直达底部↓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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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一个人能否获得成功、出人头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顺利入仕。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说的都是一回事,那就是——一旦能够顺利走上仕途,该有的一切自然都有。换句话说,一旦拥有政治权力,连带着就有了社会地位、有了名声、有了荣誉、有了财富、有了女人、有了想要的一切!(中国社会之所以迄今为止仍然遗留着浓厚的“官本位”色彩,其主要缘由在此。)简言之,在古代中国,政治决定了人们的一切!

    那么,哪一些人才有入仕的资格呢?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按什么标准入仕呢?起点是否公平,规则是?公开,结果是否公正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考察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

    (一)中国人的入仕之途自秦汉以降,传统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的“科举制”。

    两汉选拔人才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最主要、最普遍实行的是“察举”。所谓察举,就是由地方官对当地的吏民进行考察,以品行为标准,以地方舆论(乡评)为根据,把人才选拔出来,向中央举荐。察举的科目繁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叫“孝廉?。所谓孝廉,顾名思义,就是“孝子廉吏”。之所以要以“孝”和“廉”为标准,是因为“孝悌”是为人子者最重要的品格,而“廉洁”则是为官者最重要的操守。(《汉书·文帝纪》:“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廉吏,民之表也。”)孝廉之举始于汉文帝,本来是不定期选举,从汉武帝时代起则逐渐成为一种定期定员的选官制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和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曾两次下诏,责令每个郡国每年必须选举孝子廉吏各一人。到了东汉时期,中央政府更是严格规定:凡户口满二十万的郡国每年必须举荐孝廉一人,其中较大的郡可以举荐二人,而户口不满十万的郡则每两年举荐一人。

    两汉的察举制度通常要经过这样一些程序:一个年轻人必须先进入太学读书,根据毕业考试的成绩分成甲乙二科,甲科出身称为“郎”,留在皇宫中担任侍卫;乙科出身称为“吏”,回到家乡担任地方官的僚属。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和实习后,才由中央或地方的官员根据他们的各方面表现进行举荐,最后再经过一次考试,合格者才能正式走上仕途,为官从政。

    相对于先秦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和分封制,两汉的察举制度显然是一大进步。

    因为从原则上说,它的政权是面向所有读书人开放的,而且选官标准又是以德才为基础,所以基本上打破了由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

    然而,这看上去既合理又公正的一套选官制度,事实上却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大多数人根本读不起书。

    两汉时代,书籍都写在竹或帛上,一片竹简最多只能写二十来字,传抄既费时又费力,更不便于携带和流通;帛虽然没有这些问题,可它是昂贵的丝织品,用它来书写,成本又太过高昂?如果是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人,家中藏书丰富,要做到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也不是什么难事。可要是出生在没有藏书的普通人家,为了读几本书,往往就要跋涉千里、寻师访友,其读书求学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官职虽然是不可世袭的,但是“书籍”却是可以世袭的,因此诗书传家的家庭就具有了某种“垄断性优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要占有“知识和学问”这种稀缺资源,就能比较轻易地获得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换言之,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很容易就可以变成一个做官的家庭,变成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所谓“黄金满箧,不如遗子一经”,正是这种情况的鲜明写照。

    此外,家族中只要有人当过郡太守,拥有过察举之权,那么经他察举进入仕途的人就成了他的门生故吏。这些人将来一旦在政治上得意,通常都会回过头来报恩,也察举他“恩师”的后人。因此在一个家族中,只要先辈曾察举过别人,他的子孙被察举的可能性自然就远远大于普通人。久而久之,每个郡中就会有那么一两个家族,几乎永远占有“孝廉”的名额。这样的家族慢慢就具有了后世所谓的“郡望”,形成了高高在上、拥有特权的“士族门第”。

    两汉的察举制度本意是在消灭特权、破除世袭,不料到头来又造成了新的特权阶层和另一种变相的世袭。

    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制度已经流弊丛生、不堪一问了。选举出来的都是名不符实的人,既无才又无德。就像桓、灵之际民间歌谣所唱的那样“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

    进入曹魏时期,两汉察举制度既坏,新的选官制度自然就应运而生。

    (618—907)这项新制度就是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年间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

    曹操是一个乱世枭雄,他的政治作风务实而功利、重才而轻德,所以选拔的都是具有实际能力和能够对现实政治作出贡献的人。所谓“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猝,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宋书·恩幸传序》)此项制度本来也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行政措施,及至曹丕篡汉登基,便将其正式确立为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起,在两汉延续了四百年的察举制度彻底终结,“九品中正制”全面颁行,此后一直被魏晋南北朝沿袭,历时又达四百年之久。

    所谓九品中正制,是中央政府于州郡中特置“中正”之官,专门担任选举之责、品评地方人物,分其为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人才评选的标准有三:一、“薄伐”(家世出身);二、“状”(才德行状与政绩表现);三、“品”(人品优劣)。人物的品级评定后,再由各级中正官依次上报,最后报告中央司徒府。

    曹魏推行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矫正汉末察举制度徒以名德标榜、不务实际的毛病,进而“杜绝朋党”、“破除门阀”,加强曹魏中枢政权的力量。可?行不过数十年后,产生的流弊比之两汉察举便有过之而无不及。

    九品中正制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一切都取决于“中正官”的一己爱憎和个人好恶,选择人才虽然有一个表面上的标准,但这套标准却很难做到真正客观,更无法量化,最终仍然是以中正官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于是便滋生了“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一人之身,旬日异状”等种种弊端,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等等社会局面。最后,真正的人才湮没无闻,政治权力被门阀世族完全垄断,特权阶层奢侈万端,官场**丛生,吏治一团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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