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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章：若要看懂本书，关于唐朝和晚唐 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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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初唐和盛唐的人尽皆知，辉煌荣光，中晚唐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更像一个无足轻重的，耻辱地等待着死亡到来的时代。但实际上，中晚唐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或许要比光鲜亮丽，宫廷斗争激烈，贵族气质浓厚的初唐盛唐要更为重要。
唐代可以说是整个古中国历史中最为多变和复杂的时代：
与大部分朝代都以三个阶段作为大致历史时期的划分相比，唐朝有着彼此特色鲜明且差异极大的四个历史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经历南北朝至隋三百余年动荡后重归统一的初唐，已然不复曾经危机重重，朝廷暗弱的垂暮衰朽气象，以租庸调制，府兵制和均田制作为经济和军事制度基础的中古时代中国就这样告别了它的少年时期。
均田制和府兵制极大地支持了唐太宗至唐高宗时代唐朝的生产恢复周期，唐高宗执政期间，唐朝的扩张达到了初唐体制下经济，军事力量的边界，也是唐朝实际控制地区最大的时期。
但到了中宗及此后的武则天统治时期，一个显著的问题出现了：
在经历了约四代人的繁衍生息后，河北，中原，关中，陇右，河东等北方传统地区已然人满为患，均田制的基础已经遭到极大动摇，没有足额的田地可供均田分配，连带着基于均田制而建立的府兵制也开始瓦解。
流民开始出现在唐朝的记录中，从官方户籍管理中逃脱的人口开始逐渐增多，但与南北朝时期隐匿人口的生存模式不同的是，这些人口并非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的大庄园中持续进行生产，而是在唐朝境内广泛流动。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武则天作为一个链接了初唐与盛唐两个时代的人物，她的时代鲜明地表现出初唐晚期的社会困境：
一方面，初唐的制度崩溃已然成为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但走回到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更是不可接受的；另一方面，新建立的政治制度，如科举制还缺乏社会经济层面的支持。
在印刷术没能出现，广泛普及的时代，自耕富农阶层和小地主仍然是没有能力获取知识从而入仕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制度的构建开始出现错位，于是武则天时代颇具代表性的酷吏政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唐朝统治者不得不依靠制造恐怖和权谋手段来维持社会秩序。
于是这一时期，唐朝内部出现了高烈度高频率的政治斗争，造成了大批达官贵人，平民和宗室子弟死亡。
与此同时，唐朝的对外扩张在达到极限后，由于其内部本身存在的社会矛盾，府兵制下远征夺取的领土本就难以长期维持军事存在，更何况是府兵制败坏到名存实亡，流民逃户十之有五的武周时代。
故而整个武周时期，由于内部不稳而导致的军事失败屡见不鲜，吐蕃，契丹的轮番入寇将唐高宗时代对外扩张的成果吞噬殆尽，整个唐朝的版图缩水了大概1/3之多。
同时由于财政的萎缩与权威的衰弱，武则天不得不向传统的世家大族妥协，将科举糊名制度取消，把科举制调整为察举制的改良版，等同于是将察举的权力收归为朝廷所有，但其本质仍与旧制度存在勾连，此后终唐一朝，糊名制都未曾施行。
但需要指出的是，门阀制度以及作为一个政治力量而存在的门阀，在唐代是不存在的，哪怕曾经的门阀世家成员们仍然在朝中身居高位，屡屡担任宰相等要职，但他们已然不是代表其家族本身而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反而是以个人的政治主张为基石彼此结成盟友。
这表明门阀制度在政治上已然死亡，唐朝仍然是一个贵族社会，但不是一个门阀社会。
因为科举本身的特点要求参与者必须长期离开出身所在地前往长安，洛阳等大都会进行考试和准备，同时失去了察举资格的世家大族为了维持家门便必须不断参与科举，客观上进一步分散了其家族势力。
故而传统门阀在乡间聚族而居，跨州连郡垄断官职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
故而唐朝的科举制，与大众认知中的科举制有着极大的差距，这一点我们从《唐代宰相世系表》中对唐代所有宰相进行的统计也可看出，南北朝时期便已经存在的诸多世家豪门仍然在宰相人数和比例上相较于寒门有着绝对的优势。
（此处寒门指曾经出过官员但中途有几代没有出仕但家门也还未完全败落的世家，如本书主角所在的吴郡顾氏）
唐代科举只是诸多入仕途径中比较主流且受欢迎的一个，但绝不是唯一选择，也不是唯一一个有前途的途径，唐代不入流的胥吏也可升转为官员，这是宋代之后的朝代与唐代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
这也是本书以“做题家”为标题的两个题眼之一的原因，在唐代，家中连寒门都不是的话连当做题家都是没有门路的。
但同时“做题家”也代表了唐代科举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有题可做，但真正做题的地方并不在科举。
尽管唐代科举舞弊五花八门甚为严重，然而唐代的考试制度重心其实并不在科举，而在科举后的铨选，科举是礼部主持的考试，而铨选则是吏部负责的面向所有官员的考核。
（关于唐代科举舞弊的种种行径，有兴趣的可以查一下王维被点为解元的故事，以及“行卷”，“温卷”等合法的场外舞弊行为，更能让大家理解唐代科举中残留有浓烈的察举制色彩）
哪怕已经中了进士，如果通不过铨选贡举（铨选在每个官员卸任后想要再任时也要参加，故而唐代能长期当官的人都是“做题家”），仍然做不了官，有唐一代这样的空头进士多如牛毛。
故武宗朝名相李德裕就公开表示看不起进士出身的官员，认为科举并不是能展示一个人才能的方式。
而李德裕所在的时代已经是中唐末期晚唐中期的宪宗至武宗时代了，可见有唐一代对科举的争论是始终存在的。
回到武周时代上来，持续升级的宫廷政变与制造恐怖最终引爆了“神龙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等三场间隔极端而烈度又极高的政变，短暂地终结了唐朝愈演愈烈的宫廷血腥斗争。
并使这三场政变中最大的受益者，唐代最具争议的皇帝，李隆基登上了历史舞台。
公正地说，李隆基统治的前中期，极好地恢复了武周时代遭到极大破坏的民生和政治秩序，并实际废除了府兵制，用募兵制和部分改革的租庸调制挽救了因财政危机而接近崩溃的唐朝。
同时部分解决了自武周时就愈演愈烈的流民问题，之所以是部分解决，是因为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并未实现根本改革，而还是在均田制上小修小补。
募兵制改革的本质是用当前尚且良好的财政来避免危机的立刻爆发，而募兵制改革后，被纳入军队的流民武装就开始要求要进行战争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以维持自身的存在。
盛唐的繁荣，一方面是这种制度上的局部改良与执政者本身的勤勉和公正延缓了初唐制度的彻底崩坏。
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同时代农业气候条件的极大改善，即便是奴隶制下的吐蕃帝国都能雄踞高原而崛起，掌握千万人口，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政权还并未经受真正危机的考验。
而到了李隆基统治的后期，社会危机的愈演愈烈，初唐制度的总崩溃已然不可避免。
安史之乱是偶然事件，但唐朝旧有制度的崩溃则是必然事件，而后续河朔三镇长期稳固的割据统治更是证明了唐朝的分裂绝非意外，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和建立其上的社会制度，将在这场大混乱中孕育而生，并从此主导未来1000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