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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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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7）
接着我军充分利用在苏区内部作战的有利条件，故示假象，以十二军(欠三十五师)扬旗鸣号，大张旗鼓地向东北方向佯动，把一部分敌人引向东北，并以另一部兵力一度攻占乐安县城，紧紧牵住追敌的鼻子，穿行于高山险路，把敌人的一部分主力拖了半个多月。我主力两万多人，却偃旗息鼓，秘密越过敌人第十一师、第十四师与第五十二师、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之间的十公里空隙，跳出敌人包围圈，向西转移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息。等蒋介石发觉再度调兵西进，我主力又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继续西移，隐蔽地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菜园冈为中心的山区，休整待机。
这时敌人象个瞎马似的已乱奔了两个月，三个师遭到了我们的歼灭性打击，其余部队受尽苏区军民不断袭扰和坚壁清野之苦。悲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与此同的，两广军阀利用蒋军深陷江西之际，向湖南衡阳进兵。蒋介石处于两面受敌之境，不得不实行总退却。我军趁势分路出击，又歼灭敌两万多人，赢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不过在敌人撤退时，我们同蒋鼎文、蔡廷锴部打了一个硬仗。三军团打高兴圩，我们打老营盘。敌人很顽强。打到最后，他们集中军官、军士，我方就集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互拚。双方伤亡很大，双方都撤下来了。这一仗从战场指挥来说，无硬拚的必要，因为敌人已决定撤退了。说明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员，随时都应保持冷静的头脑。当我们从高兴圩撤向富田南边白云山时，碰到了韩德勤的一个师，象吃豆腐一样，一下子就把他消灭了，缴获极丰，正好补充了我们前一仗的大量消耗。
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们打了一系列胜仗，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我先后任过红四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等职务。一九三三年二月，我调任红十一军参谋长。这个军是由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创建的红十军同红十一军的三十一师合编成的，军长周建屏，政委肖劲光。
这时，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即将开始。蒋介石以其嫡系部队七十个团十六万人的兵力，组成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担任这次“围剿”的主攻任务。另有蔡廷锴为左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为右路军总司令，负责就地“剿办”，并策应中路军行动。“围剿”的规模超过以往。
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同志指挥的。他们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艺术。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敌人以一部兵力吸引我军于南丰地区，另一部兵力由宜黄、乐安地区迂回我军后方，企图与我军决战。方面军首长鉴于敌军兵力过于集中，决定采取退却步骤，命令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先打新丰镇，再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以迷惑吸引敌人，主力部队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二月十七日起我军主力捕捉到战机，打了两个歼灭战。消灭了分别向黄陂前进的敌两个师，三月中旬，敌人企图诱引我军决战于广昌地区。为迷惑敌人，创造战机，方面军首长又命令红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配合地方武装，积极开展行动，吸引敌人先头纵队加快南进，拉大敌人前后纵队的距离，以创造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红军主力再战东陂、草台岗，歼敌一个师的大部。在这两次战役中，我对运用牵制、策应部队以创造战机，夺取战役的胜利有了直接的体会。
我在中央红军经历中的又一个重要体会是：从领导层的几次争论中，从正反两个方面逐步加深了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长期性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理解，逐步加深了对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的理解。我感觉到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我以后的作战生涯中长期远离中央，所以我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
经受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反面教育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以后，王明“左”倾错误已扩展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被排挤出红军领导位置。第四次反“围剿”虽取得了胜利，而王明“左”倾错误并未得到纠正。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红十一军同其他兄弟部队一样，奉命进行所谓“不停顿的进攻”路线，举行过多次作战，都因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红军日益丧失了战局的主动地位。
五月份我们在硝石打了一仗。硝石地处江西省东部，驻军是湖南“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部的一个师。我们是仇人相见，仗打得十分激烈。二十八师攻击敌人一个山头，攻不下来，肖劲光同志和我赶到前沿，部队奋力攻击，敌被打垮了，我军乘胜猛追下去。但敌第二梯队的一小部分突然从我们的后面打了过来，这时我们手上已没有部队，我立即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冲上前去堵截，这股敌人又被我们挡住了。但敌人的一枪打中了我的左臂，动脉血管的鲜血喷出一米多远，当场昏死过去了。幸好身边的警卫员是懂得一点急救常识的，他立即用绑腿把我手臂上部扎死，血才止住。同志们找来担架，冒雨把我送到二十来公里外的救护所去。山路崎岖难行，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到。因绑带扎得紧，加上一路下着大雨，到了第二天我的手臂肿得象腿一样粗。由于伤势严重，我又被转送到军医院。医生一检查，子弹是从左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打穿过去的，两边骨头都伤了，还打断了神经，而且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因此医生主张给我锯掉，他们说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危险。我想如果只剩下一只胳膊，在前线作战该多不方便，我坚持不锯。我对医生说，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就这样，坚持下来了。现在这只手虽然残废了，但还是可以帮助右臂作一些辅助动作哩！但是伤口随即就化脓了，需要开刀。那时药品缺乏，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解放后有人问我，你开刀用什么麻药？我说哪里有什么麻药，麻绳就是麻药。为了固定受伤部位，用根麻绳绑在凳子上，让医生施行手术，咬咬牙也就过来了，倒没有觉得太痛，反是手术后吃了大苦。当时技术水平差，手术后用蚊帐布剪成二指宽、五六寸长的布条子，放在盐水里泡，每天早晨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子弹的出口处抽出来，再从进口处放进一条。捅来捅去，伤口长不拢，反而长了一层顽固性的肉芽子。医生又用个小耙子，把肉芽耙掉，这样捅来捅去、耙来耙去，伤口好几个月也长不拢。我见到其他同志一个又一个地重上前线去了，真是心急如焚。在医院时还遭到过敌人一次袭击，险些遭了殃。记得那天正是赶集的日子，敌人的便衣队突然袭来，医院的同志们立即分散四处隐蔽。我一跑出来就被四个便衣队员紧迫不放，我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才甩掉了敌人。后来送到了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到了那里用了碘酒不到半个月就好了。碘酒就是当时最好的一种外科药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