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那些事》 正文 第一章:如是童年 1 人分三种：生活在未来，生活在现实，生活在回忆。生活在未来的人激进，生活在现实的人笃定，生活在过去的人恍惚。我是怎样一类人，实在不易总结，也就是说，我今天是这类人，明天就有可能是另一类人。我这样的人，缺乏的是性格魅力，做惯背叛。今天背叛昨天，明天又将对今天背叛。 我想说说活在回忆里，我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我生活在城市，在一间面朝河畔的三居室里。我坐在阳光中，全身罩着阳光看那条河。看上去认真，其实什么都看不见，因为我脑子里的焦点不在目光而在于回忆。回忆让我看上去仿佛刚吸过毒，正在回味妙不可言的毒瘾。我不能保证所有生活在回忆里的人都是一副瘾君子模样，但我想，大多数是这样的，起码我是这样的。 当我如同刚吸完毒般精神恍惚时，我在想什么呢？我说在想前两天，两个月，两年的事，你们都没理由不信。但我不想骗你们，我在回忆江南湿雨中的童年。虽然那是湿漉漉到处弥散着发霉气味的童年，但我何必骗你们呢？ 我的童年好与不好，快乐与否，留下多少令人震惊的句号、感叹号、问号，虽与我有关，但对错都不在我，且只是我童年的附属品。但回忆毕竟不是有形的手，内容也不是有形的物，不是用手拿书，握杯子那么简单。往往是没想过触及的忽然前来，并且扩大，占据主要位置，而真正的主旨消失了。 不过我倒还好，我回忆的内容零散，对于主旨，就算没有回忆中的其他东西干扰，我也很难辨清，这么一来，也就打消了因回忆被干扰而心烦气躁的念头。 回忆持续的时间有多长，这个问题等于在问一场梦做了多长时间，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只知道阴雨天气，回忆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是契合，因为我记忆中湿漉漉的童年的江南总处于蒙蒙烟雨中，回忆在同样的环境下更易在脑子里逗留。 我常回忆些什么呢？我的学校在一条常年清澈的小河旁，岸边一排杨树，杨树过来几排水杉，那些水杉长势参天，告诉每一个人，这所学校有着悠久的历史。那条河里不仅有鱼，而且龙虾奇多，每到龙虾活跃季节，河边一排男学生的身影都在钓龙虾。 龙虾多食少，难以想象，用绳子随便系上几根柳树叶，一个课间就能钓上一大把半根手指那么大的小龙虾。那些龙虾只有一个用途，让他们在空旷的场地上赛跑。上课铃响，大家一个劲往教室里冲，在铃声的召唤下，我们那群熊孩子对小生命全无怜悯之心，把小龙虾扬了一操场。到下一个课间，它们全都成了干尸。 为了节省空间，学校的体育设施，比如单、双杠什么的全都按在树上，顺着它们一直往上，可以爬到水杉树枝叶间，水杉树笔直、高耸，往下看去，居高临下的视角令人印象深刻。 有必要说说我们的老师。那时小学的主课只有语文、数学，一到六年级一直那两位老师，与我接触的时间最长，如今回忆却很难忆起他们的脸。那时我们有一个能画油画的美术老师，后来我听说许多小学美术老师都是相貌清秀的女子，唯独我们摊上的美术老师五大三粗，头顶有一块手掌大小的地中海，上课戴眼镜，说话就像接下去几秒有可能断气似的低沉乏力。我就是把所有老师的相貌忘记，也还记得他姓史，单名新。幽怨之声对史新的呼喊直到如今还在我的脑子里回荡。 从学校回家的路分为两段，第一段铺满细石，是马路。那时的马路不像现在这样每条都通汽车。以前的乡村马路上很少有汽车，拖拉机是相对比较常见的运输工具，但其实拖拉机也不多见，还有就是自行车，那种老式的自行车总是打着嘀铃铃的铃声从我身旁呼啸而过。现在我们知道自行车的速度是很慢的，但那时它们经过时给我的感觉的确是呼啸。 马路的两旁是一些不起眼的小镇建筑，没办法描述“不起眼”，只说客观现象，两层的小楼已算显眼，“不起眼”的程度可想而知。 马路两旁的房子只是沿路的一排，那时的镇上是没有小区这种说法的，镇其实也是乡下。转过一道弯，换个角度，只见包围小镇的是广袤无垠的稻田。离开江南之后我再也没见过那样的稻田，自小时候起，它就给我留下美得惊人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如今没有变化，而且我想永远也不会有变化。 那稻田是怎样的？任我如何回忆都已经形象不清，只记得它在晴天金灿灿，阴雨天气，颜色也随之沉下去，间于绿和黑之间。那时只是这样一种色泽的感受，那时还不流行魔幻一词，那片稻田充满魔幻性是后来想出的比喻。 马路和村之间没有过度，进了村就是村路。由于我生活的地方常年多雨，泥路反复浸泡在水中，泡得没有粘性，松松垮垮，就像女人的肚皮。区别在于，女人的肚皮雪白，村路黑油油。 我住的地方，论起建筑规模，可以称得上当地地标。罕见的三层楼，单层向南十间，东西各五间，南面一排围墙，大门在围墙偏西。原来是一家棉纺厂，在事业高峰期建了这栋厂房和宿舍混搭的建筑。此后因经营不善败落，企业申请破产，唯留下这些房子。赶上务工人员涌向江南富裕地，老板摇身一变成了房东。只要那些房子不在天灾.中倒塌，只靠收取租金，下半辈子也是吃喝无愁了。 据说更早些的时候，厂院周围只是稻田，没有人家。棉纺厂的工人图上班方便，有翻新房子计划的就在工厂附近申请宅基地建房。虽未形成大规模的建筑群，却嫣然有了些气候。穿过那些建筑进入院子的大门。这些是我回家的整条路线。 这就是我童年印象里的江南环境。回忆丢失、错位，难免出现差错，只能说大体，我所生活的江南环境大体就是这样。 与整个江南的大环境相对应，我的记忆粗犷不细致；对于真正承载我生活的大院子，记忆的偏差相对比较小。 每当放学进入大院，烟雨因傍晚来临越发深沉，通往楼房几大入口的通道用青砖铺成。用砖铺路的时间不长，在水井、水池、下水沟等等之后，对于这些实际上已成为障碍的设施，路只能绕行。站在院门口一眼望去，青砖路如同瓷器上的裂纹，缺乏规则地朝不固定的方向蔓延。 我们家的出租房在朝南房子的三楼。父亲说住在顶楼好处多。首先是清净，过去他们住的另一处的出租屋里，时刻都能听到楼上不知何故但总有理由发出的杂乱、仓促的脚步声。晒衣物被子也不用担心被楼上滴水弄得一团糟。当然最大的好处是房租便宜，据说比一楼便宜三分之一，较二楼更是只需缴纳其一半。 这些好处我直观感受不到，倒是对于其劣处，我体会深刻。每到雨天，祈求天空下小雨，我们家里太平。要是外面下大雨，那么无论吃饭、写作业、睡觉都在室内特有的淅沥沥的小雨中。 在雨中做点别的事，比如和喜欢的女孩子手牵手散步是浪漫的。但在雨中吃饭、写作业、睡觉绝对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难受。特别是有一回我对着一块红烧肉大流口水，忽然一滴带落蛛网的水落入碗中，足以令我大倒胃口。 还有一点，甚至比雨更可怕，我难以启齿，连自己都难以解释为什么可怕。难道我要告诉别人就因为三楼住户少而可怕，难道我告诉他们曾看见一只猫在一间空屋子门口蹲卧，眯着眼看我，而那间屋子起码半年没有人住，那天门却开着。 那天黄昏来得很早，风呼呼吹着，把雨吹斜。那天在本来同一时刻能看见五百米远景的眼睛只能探及围墙边沿。我看见了那只猫，它看我时怀着敌意，而它的喵呜声化作人类语言，正是“走开”二字。 它背后一扇看上去已是十分古老破旧的门半开着，风吹在上面使其微微晃动，好似有人在门背后推它，轻轻地，开、合、开、合，我被吓得够呛，失魂落魄都不足以表述我当时的恐慌。 我奔跑着，脚步回荡在江南遍布阴霾的雨天。我的惶恐实实在在，在内心占据的位置举足轻重，但我要怎么对他们说呢？难道我要说，为猫，为半开的门，为三楼住户少而恐惧？ 我还没有傻到招来说我胆小如鼠的一片嘲笑之声。 正文 如是童年 2 让我的叙述从惶恐中抽出身来，我好像遗漏了什么。对了，我遗漏了介绍我的名字。我叫刘振，通俗而且俗的名字，不过我很喜欢它。它本身对我没有多少吸引力，我喜欢我的名字从别人嘴里喊出来，父母喊我的名字代表亲情，同学喊我的名字代表友情，有时候老师也喊我的名字，代表他们关心我，代表虽然我成绩拙劣，但在班上，在老师心目中仍有一席之地。因为这些原因，我很乐意告诉别人我的名字，我愿意告诉所有人我的名字。 有一天放学，我跑上三楼阳台抖落一身雨，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孩问我叫什么名字时，我爽快地回答：“刘振。” 那时我还没有在意她怀里的猫眯着眼睛看我，也没在意她身后的门在风吹下微微开合。那时我的眼里只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她的脸经过太阳暴晒般微红，刘海沾了水，有着刚洗过脸或从雨里来两种可能性，辫子扎得乱透，头顶几撮没扎好的头发迎风飘扬着。 “刘振你好，能做朋友吗？” 我说：“当然可以。” 她性格活跃，也许是我见过的同龄人中最活跃的姑娘。当我意识到这点后，才又意识到猫和半开的门不是无缘无故。那间令我惶恐的房子搬来新的租客，姓陈的一家人，女孩的名字叫陈佳。 他们搬来之后，陈佳转入我们学校，巧的是和我在同一个班。她的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却极其好学，加上性格活跃，全班学生都挺喜欢她。 大院虽然住户很多，而且遍及各个年龄层，但在陈佳之前，我们班乃至整个年级都没有与我同住一个院子的学生。离我们院子最近的也在从学校回来的半路，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个孩子名叫刘伟健。当地人，家庭条件相对我们来说绝对小资，从他的穿着打扮可以看出，他的衣服虽然不多，但没有太旧的，至少八成新，再旧就不见穿了。 他是个很顽皮的孩子，喜欢交朋友，我们班学生对我这种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不太待见，但他一点儿也不，他常常搭着我的肩说：“刘振，我们去玩。”“刘振，走，我们一起回家。” 我和刘伟健一起回家，家必不是第一站。我们的第一站有时去河边钓龙虾，有时去竹林掏麻雀窝，但我们去得最多的是打谷场的那个谷仓。单层，高得出奇。不像现在，那时的钢结构建筑还很少见，屋顶纵横的钢材使我们的心中产生强烈的科幻遐想。 在我的印象里，谷仓门总是开着。我和刘伟健擅入从未被阻拦。那时，我们的兴趣在于误入谷仓后找不到出口的麻雀。我们常干的事情是守在窗边，期待着要么扑到一只，要么捡起在窗玻璃上撞得半死不活的玩一路。 刘伟健的家离谷仓不远，很快就到，他总是慷慨地把麻雀递给我说：“喏，给你玩。” 令我们兴奋的是逮麻雀的过程，抓到了手里其实并不好玩，与刘伟健道了别，对麻雀的兴致立刻全无半点，它们很快看到自己如何结局：有的被我玩死；有的奄奄一息，被我扔到路边，还有的我手一松，天空以接纳的姿态持续它作为麻雀的命运。 有一天刘伟健问我：“你他娘的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了，每天都和陈佳同进同出，她比我和你关系好？她是你姐姐还是妹妹？” 那个年纪，孩子们的思想都很纯洁。那个年纪，你天天和小姑娘黏在一起，也没人会说你重色轻友，在我们心中没有区分色和友的概念，就是这么回事。 刘伟健常说“他娘的”、“狗日的”之类的粗话，我们班上有很多爱说粗话的学生，但像刘伟健那样有意强调粗话的意识却是少见的。这种意识的特点在于你有时很难把握他说话的目的。有时你甚至会糊涂，他到底是在向你传递某些实质性的内容，还是仅仅说几句粗话给你听。 我说：“我们住一个院子，一起有个照应。” 他说：“你他娘就得了吧，你那狗日的德性谁不知道，你见同学都喜欢她就黏上去，你他娘的势利得不行，我刘伟健发誓今天开始不认你这个朋友了。” 我倒是挺在乎刘伟健这个朋友，但他看上去铁了心和我断绝关系，我也实在没办法。我为刘伟健和我断绝关系的事件找理由，刘伟健对我有意见有他的道理，但这事不能全怪我，否则对我不公平。这事还应该怪天气，谁叫连绵阴雨持续那么长时间，足有半个多月。陈佳那纤弱瘦小的女孩一湿一滑独自回家我不放心。况且为避免身上沾满稻壳，雨天我们是不去谷仓的，一旦取消了这个项目，和刘伟健一起回家的兴致就减了大半。 我和陈佳撑伞回家，陈佳的伞破旧得很，遮不住她娇小的身躯。我要和她换一把，她不推辞，落落大方和我换。 她说：“我都听到了，刘伟健要和你断绝朋友关系。” 我说：“一样的。” “什么一样的？” “精力就那么多，加强和他的友情就忽略和你的，不是一样的吗？” “你们是老朋友，我和你才刚认识，他以为我耍了什么花样，会恨我，也会恨你。” 我语气坚定：“管不了那么多。” 我的父亲是个泥瓦匠，母亲是螺丝厂的工人。泥瓦匠的职业特点是全身黝黑。大院的租客曾经质疑我的身世。认为我的白和父亲的黑对比太过鲜明，出现在一对父子身上疑点重重。换一种表述，他们认为我不是父亲亲生，而是不知我母亲和谁的野小子。父亲听后恼羞成怒，恨不得和那些胡说八道的人拼命。我的父亲不是一个喜欢拼命的人，他甚至不与人脸红，别说是拼命。只不过他对纯正的血统关系过于看重，这方面的刺激他接受不了。 我的母亲由于常年在螺丝厂的工作，双手粗糙的如同两张铁饼。虽然是母亲勤劳的双手，但由于铁饼的想象，我还是止不住惶恐，这样的手要是扇一巴掌，造成的创伤不言而喻。在这么一种惶恐的压力下，我成了人们眼中的好孩子。 我的父母亲本是勤劳善良的乡下人，在我出生的两年前，他们就到这江南富裕地务工。遇过困难，吃过亏，受过骗。从一开始无所畏惧变得小心翼翼，对于我交朋友，他们不反对，只不过再三强调，要擦亮眼睛仔细。交了不好的朋友学坏，成绩就别想上去了。 当初我和刘伟健交朋友时他们这么说，现在我和陈佳交朋友，他们又这么说。对于刘伟健，他们这么说我可以理解。虽然是小学生，但顽皮的学生一大堆，从小养成的习惯，盼着长大后改实在是难。交这样的朋友得不偿失。父母不认识刘伟健，不了解他，结果证明，他除和我在谷仓抓抓麻雀，课余时间唠叨些无害的废话，以及张口说些永远传染不到我的粗话，几乎不会做什么破格的事。 我不理解，既然他们认识陈佳，对她哪来的偏见。她活泼乖巧有目共睹，虽然成绩不尽人意，但我每次考试的分数也实在可怜。这方面我没理由看轻她，这方面她做我的朋友绰绰有余。 但我的父亲说：“问题不在这里，不在她的性格怎么样，成绩好不好。问题在于我第一次见到她感觉怪怪的。他的头发乱糟糟，背后门里光线幽暗得有些古怪。还有那只猫，眼睛里内容丰富，试图告诉我什么。” 我说：“这有什么关系？我当初见到那只猫和半开的门，还有些害怕哩，但现在我已经不这么想了，甚至反过来觉得当时的想法可笑。她是个很好的姑娘，能和她做朋友是件高兴的事。” 父亲不说话，他默认了。 雨一直在下，第三个礼拜没停，第四个礼拜还在下。房子天天漏水，母亲受不了了，她和父亲商议换一处住所。父亲同意，为难的是，二楼租客已满，底楼积水潮湿不如不换。搬离这个大院，找房子麻烦。而且他们都是守旧的人，不太乐意花精力去适应新环境。 问我的意见，过去我恨不得立刻从这水帘洞似的地方搬出去，但当时一想到可能搬到一个离这很远的地方，没有多少机会和陈佳见面，更别说像现在这样，每天上学回家各一路的共处时光，友情使我否决母亲的提议。这个实际上全票反对的提议最后不了了之。 正文 第二章:女孩的命运 1 我误解，且该说对不起的，是对那只猫。在我和陈佳成为朋友后，我才有时间、有兴趣观察那只猫。无论毛发、体型还是叫唤声都是一只普通的猫。陈佳说它异乎寻常地喜欢阳光，虽说猫是夜行动物，但和它们喜欢阳光不矛盾。明媚的阳光是它们理想的生活环境。既然是共性，陈佳说的“异乎寻常”如何理解？ 过了一阵子，在我亲眼所见之后，终于相信它异乎寻常地喜欢阳光。太阳高时，它睡在门口，太阳偏西，门口照不到多少阳光时，它就跳到窗台上，直着身体，蹬着四肢睡。夕阳将沉，院中只剩下不多的阳光时，它竟跳到阳台水泥护栏上，最后那点金光也不肯错过。 护栏虽做得比一般人家宽，但也才二十公分左右，要是它在梦境中忽然滚上哪怕半圈，也会从三楼跌落，粉身碎骨。它是用生命在喜爱阳光，凡是愿付出生命去实现的必然是极致的。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那只猫时感觉它的目光怒视着我，其实并非那么回事。那是它的固有神态，甚至也可以说是它友好的神态。陈佳说：“猫和人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生物，你不能从人的角度去衡量猫。特别是菲比，对了，你以后就叫它菲比，越是喜欢你，表情看上去越不友好。” 果真如此，它看着陈佳一副苦大仇深的神态令人忍俊不禁。 “菲比，菲比。”我喊它。它扭头看我。“你干嘛呀，一副小老虎的模样，想要吃了我吗？” 见我假装认真地说话，陈佳忍不住噗地笑了。“看不出来，”她说，“你还有和小动物说话的能耐。” 和陈佳做朋友，一切都很好，好得不能再好，那种聊天说话间的友情不是和刘伟健在一起钓龙虾、抓麻雀、瞎胡闹能比的。不过她身上的有些特质有时也令我不愉快。聊着天走在回家路上，前一刻还好好的，忽然间眉头紧蹙，透出感伤。不知道她怎么回事，哪来的感伤。我只知道肯定不是我的原因，因为我们的谈话内容还算愉快。 我问她：“嗨，你怎么了，看上去不太高兴。” 多数时间她不理我，有一次，她反过来问：“你家里人是怎么样的？” 我感到奇怪，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除非主动提及，很少问对方家里情况。 我回答她：“老家有爷爷、奶奶，父母亲到这打工就带上了我。” “他们对你好吗？” “当然好啊。哪有父母对孩子不好的。” 她听了之后，望着很远的地方，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是啊，哪有父母对孩子不好的。” 当时，我们还是第一次说这样的话题，给我一种很奇特的感受，我隐约想到，她眉宇间的伤感正是与此有关。 后来我才知道，陈佳生活在单亲家庭，她的母亲死在数年前，死因是他们父女心中的秘密。我是从父亲口中得知她父亲叫陈天同。这是一个很气派，很有野心的名字，在我心目中，有这样名字的人不是当官的也是挣大钱的。他过去或许就是那样，过去的事谁知道，但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他就是个醉鬼，每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用我听到的话说：“白天挣得钱不够他晚上喝酒的。” 其实我在院子里多次看到酒鬼陈天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拥有着短暂夕阳的傍晚。经历过多的阴雨，夕阳在我看来神奇而可贵。我被太阳吸引走上阳台，忘了做完作业是很重要的事，忘了该做的不做，站在阳台上发呆，母亲肯定不高兴，如果她有白天心情不好的后遗症，说不定铁饼似的巴掌扇得我七荤八素。 我的目光在近处望着苍白半干的水泥时，就兴奋得把什么都忘了。何况，我的目光立即伸向远处，看到院子里多了不少人来人往，认识不认识，见过没见过在一起交谈。你可以想象成节日前的景象，也可以以为他们为庆祝阳光准备张灯结彩，虽然最后半只灯笼也挂不起来。 就是在那天，我看到了陈佳的父亲陈天同。那天我还没有在陈佳和酒鬼之间建立任何联系。我见他踏着瓷器裂缝般的青砖路踉跄进入院子。只见他背一拱，头一伸，那样子似要呕吐。他还没有全醉，还有呕吐需找容器的意识。只不过他找错了，跑到井边，抱着井口，以为抱住脸盆般呕吐不息。 看见这一幕的不止是我，看到这一幕的人当中有从来不用自来水，只靠那口井维系水源的租客。那些人情绪激动，冲上几个身强力壮的抬起醉汉，扔到离井十来米的烂泥地里。在那随便怎么呕吐，他们都没意见。 那次陈佳没有被金色的夕阳吸引，我早就注意到很少有什么能吸引她。我还注意到，每当傍晚来临，陈佳足不出户，我本以为她闭门做作业，后来才弄清楚事情没那么简单，他在等待着什么，是在以幽闭自我的方式等待。 不知酒鬼陈天同什么时候起身回屋，在我刚回屋做作业，或半夜都有可能。刚吃了晚饭，我朝那片泥地凝望。可惜，黑暗吞没了我的视线。 有一天父亲和工地上的朋友提起酒鬼陈天同时，朝我说道：“喏，就是你朋友陈佳的爸爸。” 我的震惊可想而知，也是那次，我才知道陈佳一些家庭情况。渐渐地，我也就接受了。这是自然的，连陈佳本人都能接受，我有什么不能接受？ 只有第一次见陈佳，头发乱糟糟的，后来给我的印象虽然陈旧，但还算整齐。那天又是那样，那天是周末，我在父母上班后的半个小时内起床，上厕所经过陈佳门口。那天雨实在太大，雨里有一股浓郁的发霉气味。我看见陈佳，坐在门边。过去，她每见到我，总主动打招呼，那次没有，她和她的猫都在望着雨的深处发呆。她的头发没有扎起来，乱得很，风吹过，枯黄的发丝遮住半个脸，差点认不出她。 我说：“陈佳，起得这么早，作业做完了吗？” 她的目光从我脸上晃过，只摇头，只字不答。 上午我是没有时间出去的，我得赶在母亲中午回家前写完至少一半作业。在写作业赶时间方面我是很擅长的，因为我总有许多题目不会做，处理不会做的题目很简单，乱写一通总能快速解决问题。 下午雨停了，我看了会电视，实在没什么能吸引我的节目，打算关电视机去找陈佳。没想到，这时敲门声响，陈佳的想法与我不约而同，我开门时，她说：“刘振，我们出去玩。” 她的头发一直披着，那样子很漂亮，特别是风吹着往后飘扬时，使我想起电视上的大明星，而她显然没有半分这样的想法，每当头发飞扬，她甚至用手去遮，似乎羞于向我展示整张脸。 后来，无意中看见她脸上一块紫青，我才恍然大悟，羞怯不是遮脸的原因，真正原因是要遮住挨打留下的印记。 我肚子里憋了许久疑问，终于忍不住问：“你挨打了？” 陈佳点头。 我说：“我见过他喝多酒的样子，那时你离他远点，喝多酒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电视上有很多酒鬼打人的镜头，我把陈佳置身于那些镜头，仿佛看到他躲在墙角挨打的惨相。 但她说：“不关他喝酒的事。” 我说：“我也常挨打，但都是屁股倒霉，从来没有把脸打成这样的。” 她不愿我过多地纠缠于此，换了话题：“周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没有？我都来这么久了，只走过从家里到学校的路。” 我常去，以为好玩的地方，不适合陈佳，所以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能吸引她的去处。我正为难，她提醒我：“有没有宽阔的湖，最好是一望无际的那种。” 在我们居住的那个区域，没有真正意义上一望无际的湖，但若是被蒙蒙烟雨笼罩视线那就说不定了。我知道一个地方，离大院大约两三里路，先是往东走，再往北，看到湖泊前先看到树林，在稻田的尽头处如同黛青的幕布，湖藏在树林后面。从我们所在的地方走去，穿过树林才能到湖边。 树林中有一条小路贯穿，我以为连下这么长时间的雨，那条路必然泥泞。想不到走去一看，落叶盖着路，茂盛的树干挡住雨，那条小路其实异常好走。 我们走了上去，听到落叶被踩碎的声音，湿雨渗入落叶的脉络，使碎裂声听起来粘滞，时间也仿佛行进得慢了。雨停了很久，树叶上的水还在往下滴，偶尔滴落我们头顶，陈佳说：“水真清凉，落在身上很舒服，就像有人在跟我逗趣呢。” 正文 第三章:来去匆匆 1 我和刘伟健又成了朋友，虽然他一度恨我入骨，随着陈佳失踪，他不恨我了。每天放学，我们一起回家，半路不去钓龙虾、抓麻雀，也不多说什么无用的话，更多的时间只是静静走着。 我感觉我阴郁的情绪笼罩着全班，就连老师也避免不了被传染。课堂提问不自禁喊陈佳，忽而回过神看着空荡荡的座位怅然若失。 陈佳坐在第二排，是个好位置，时隔很久，班主任没有安排其他学生坐过去。陈佳的一些书还在，也没人去碰。似乎谁都相信他总有一天还会回来。 有一次，老师布置一篇作文，题目是《我最喜欢的同学》。所有人都写陈佳，千篇一律说她热情、可爱、漂亮、学习认真、进步快。那一次我的作文破天荒被当作范文来读。听着作文里发自内心的词句从语文老师口中声情并茂读出来，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全班过半的学生都在流泪，真正打动他们的不是我的作文写得有多好，而是回忆被老师的朗读唤起。 情绪被渲染，又被遗忘，人们在这种反复的状态中生活，规律使然。又过去十多天，大院里的人提起陈家父女的频次越来越少，估计只有等陈天同再次出现才能重新激起话题的波澜。但我说过，他的找寻没有尽头，再次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做作业。那天不是周六就是周日，周日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记得那天下午天气还不错，刘伟健找我玩，不多久我们就分别，我告诉他还有作业没做完。他知道我母亲那双手，一巴掌扇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他伸了伸舌头和我告别。 大概在吃饭前几分钟，我做完了作业，正在整理那方小得可怜的写字桌时，响起郑大爷的声音：“这下好了，她来了，可以为我作证。” 我父亲问：“谁，你说谁来了？” “就是在贯湖河上看到尸体的女人。” 我父亲放下手里的活表现出某些兴致：“她特地来说这事？” 郑大爷摇头：“她要租房子住下，我就盼她住下，有她在，大家就不会把矛头对准我了。” 时间使人忘记整个事件，对郑大爷的谴责自然也没剩多少。据我所知，郑大爷作为当事人最把这事放在心上。从他讲述的兴奋程度看，估计他做梦都想着澄清自己。 我的估计在很久以后终于得到印证，是曹丽，也就是郑大爷说的那个女人亲口告诉我的。事情就发生在大院门口，那个时候整个大院郑大爷和那个女人最熟，见过一面，还谈过一次话，但那个时候郑大爷还不知道她叫曹丽。郑大爷在门口见到曹丽，情绪激动冲上去，东张西望的曹丽正等着房东领她看房子。郑大爷打断她的张望说：“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这话说得就跟是她亲人似的。其实曹丽是在刚来到这湿雨江南，在某个公开的场合，偶尔说起贯湖河尸体的事。当时多人和曹丽对话，郑大爷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对话最为简洁。郑大爷问曹丽：“你说的是真的？”曹丽说：“也许是。” 陈佳的失踪和曹丽的话被郑大爷的潜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忽略“也许是”三个字更多的是不确定因素，误解为可能性极大，告诉陈天同，为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仅一句对话，曹丽记不起这个人，她问郑大爷：“你是谁？” “我姓郑，叫我老郑好了。” “我们认识吗？” “还记得那天你在三河镇上说的吗？你说在贯湖河里见到尸体。我倒了霉，这话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你证明，这话是你，而不是我说的。” 曹丽说：“是我说的，但我一开始就说也许。” “我也没说肯定。” “那能惹什么麻烦？” “大院里正好丢了孩子，我把你的说的告诉孩子爸，他去找孩子，一去不回，所有人都谴责我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害人。摸摸良心，这话是不是从你那传出来的？” 曹丽被说得愣在那，见郑大爷情绪越来越激动，终于好似屈服说：“再有人找你麻烦，推给我好了。” 过去郑大爷害怕有人找他麻烦，曹丽入住大院那天起，郑大爷盼着有人找他麻烦。那段时间，大院租客几乎彻底遗忘陈家父女，就算说起，叹息几声可怜作罢，没有人再谈前因后果，和郑大爷相关的细节更似被所有人遗忘殆尽。郑大爷因此非常失望。 我当时小小年纪都能理解他的感受，就好比学生考试，有一次考砸了，经过努力，有了十足的信心，盼着再考一次。如果没有下一次成功，前一次的失败将是永远的烙印。 郑大爷当时就是这种心态，没人找他麻烦，曹丽就没必要出来澄清，那么郑大爷就永远带着由于误导而害了陈天同的高帽子。 有些人死了，有些人出生；有些人走了，有些人又来。来去匆匆是这个世界的一大重要原理。有一天，房东和二楼的一个租客闹矛盾。那租客有一副令人震撼的大嗓门。他以为小声说话，其实半个楼都能听见；要是他情绪激动，声音能盖住整个大院。 那天，我们听见他骂房东：“狗娘养的，老子不吃你那套，老子要退租。” 我猜房东的情绪不比那租客平和，但他的声音在那副大嗓门前显得弱不禁风：“退呗，今天退回来，明天租出去，二楼的房间，许多人等都等不到！” 举这个例子，不是要对比他们的嗓门，而是要告诉你们房东如何理解来去匆匆，且进一步说明每个人心中都有对来去匆匆独特的定义。老租客走，新租客来，来去理论应用在实际中，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但紧接着发生的新旧替代的事在大部分租客看来是不妥的。我知道这件事比较滞后，不能说比所有人晚，但肯定比大多数人晚。我知道这件事是在期末考试结束，暑假将要来临的一个下午。 那天不下雨，早晨还奇迹般地露了很长时间的太阳。那天只上半天课，上午放学时，刘伟健约了两个同学，说好了去我家玩。下午太阳不见了，并且起风，云很厚。这湿雨江南的每一个人都有辨别云层中是否带雨水的能力，包括孩子。要是下雨的话，下午的计划自然取消，由于这云一看就下不起雨，在我母亲上班后半个小时，刘伟健他们如约在我家集合。 刘伟健去我家还是第一次，我们虽然已经做了很久的朋友，但过去的友情仅限于学校和我们同行的半段路。我们友情的延伸起源于老师读我的作文使我整整哭了一堂课的那个傍晚。 刘伟健和我一起回家，默不作声陪在我身边。也许是故意，也许他意外错过回家的路口，一直走到大院门口，他说：“你住在这地方吗？看起来还不错。” 我这才从悲伤中回过神：“乱糟糟的，没什么好。” “我就喜欢人多的地方，热闹，什么时候来你家玩。” 我说：“你要来，随便什么时候，我都欢迎。” 由于这么一个过程，也可以把刘伟健去我家看作信守对增进友情的承诺。我们看了不少电视，翻了几本漫画，不久就有点无聊了。刘伟健提议做游戏。 “我们做一个比胆量的游戏怎么样？”说话的孩子名叫田间丰，如猴子般瘦小，古灵精怪。他在学校调皮的很，常做一些整哭女生，欺负低年级孩子的事。我要是和他做长期稳定的朋友，父母必然会限制。难得混在一起，蒙混过关也容易。 刘伟健问：“什么游戏，怎么做法？” 田间丰说：“把肚脐眼搁在窗台上，保持平衡，谁坚持的时间长，就算赢。” 另一个孩子张军怯生生望向窗外说：“这里可是三楼。” 田间丰不屑地说：“三楼才好，一楼就没意思了，高才能看出胆量。” 张军问：“摔下去怎么办？” 田间丰说：“两人一左一右随时准备抓他的腿，第三个人见动静就抱住腰，怎么可能摔下去？你不敢玩就是胆小鬼。” 正文 来去匆匆 2 我和刘伟健一句话都还没说，只见田间丰在我们面前画了两个圈，一个勇敢，一个胆小，让我们选。那时，我们班有着特殊风气，被全班同学看不起的不是成绩差、个子矮、相貌难看或调皮捣蛋，被看不起的只有胆小。所有孩子都害怕被戴上胆小如鼠的帽子，那就真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 于是，在那天下午，我和刘伟健在一起不干出格事的准则被打破。虽然刘伟健自始自终一言未发，但这事他有责任，把田间丰这样的捣蛋鬼纳入我们的友情圈子是他的过错。 田间丰先来，他摸准肚脐眼，顶着阳台，平衡力很好，胆量也确实很大。在离地十多米的地方，整个身体悬空着，还能笃悠悠如同爱极了周边美景似的东张西望。大约过了一刻钟，孩子们最初的惊险感被磨光，只剩下不耐烦。作为游戏倡导者的田间丰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因不耐烦中断游戏。 他说：“我这样直到傍晚、半夜、明天天亮都成。你们肯定等不到天亮。这样，还是你们先，看你们谁坚持的时间最长，我比他长一些就赢了。” 张军吵着先上，见田间丰这么容易，他以为自己上去也容易。张军从不认为自己是胆小鬼，我们此前也不清楚他是不是胆小鬼，然而一上窗台，胆小鬼的本质彰显无遗。他就连五分钟都坚持不了，只听他失声喊道：“快拉我进去，不行啦，我要掉，掉下去了！” 我们把他拉回屋里，不顾他脸色煞白，惊魂未定，田间丰一头栽倒在我的床上，捶头挠腮，狂笑不止。 田间丰的笑声停止后，刘伟健说：“我来。” 我的恐惧被张军唤起，巴不得到最后。刘伟健的胆量和平衡力一点都不比田间丰差。也过了大约一刻钟，田间丰说：“刘伟健你下来，你小子胆儿也真大，我跟你比不出第一，并列第一吧。” 轮到我了，我把肚脐眼搁在窗台上，上半身探出去。当我低着头，目光往下时，坠落的视觉令我晕眩。我才知道田间丰东张西望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分散注意力不致晕眩。我注意到刘伟健在整个游戏的过程中低头望着地面，因此刘伟健胆儿比田间丰大，真正的第一是刘伟健。 我若是持续望着地面，恐怕连三秒钟都坚持不了，于是我也学着田间丰东张西望。当时我看到的是大院背后的景象，我看到一排笔直高耸的水杉，在阴沉沉的云层下迎风晃动，仿佛站了整天的岗，试图抖擞精神的兵士。远处无边的稻田翻着微浪，更远处的建筑在江南灰沉沉的湿气中，如同海市蜃楼。这些是我看到的右侧景象。 由于我当时东张西望，还会看到左侧景象。当我转向左侧时，我的目光本也循着由近及远舒展开去的规律，但一幅出其不意的画面，使得目光的舒展在中途停止。那幅画面是一张脸，最初我没看出那是一张脸，某种苍白浮肿之物在隐晦潮湿的空气中截断我的视线，是我一开始的直观感受。 下一瞬间，我认出那是一张脸，匆匆一瞥看见，过于高耸的额头使头发看起来稀疏，眼睛小眉毛细，眼袋却大得很。脸显然是胖，但胖得不规则，看起来像浮肿。嘴大唇厚，嘴微张着，椭圆形的口腔仿佛深渊的入口所在。 过度的惶恐令我把不住平衡，身体往下栽。幸好刘伟健他们眼疾手快，要不然我小小年纪，来不及跟亲人告别就一命呜呼。我被拉回屋里，田间丰不笑，他和刘伟健、张军一样被刚才一幕惊呆了。他没想到我连喊都不喊就往下栽，他们拉住我是出于本能。说明一切猝不及防，通常是后怕的根源。 我内心的惶恐持续着，只不过他们对我惶恐的理解是错误的。我惶恐不是因为刚才的游戏，而是那张脸，占据我内心的全部，在长久不能自已的颤栗中反复出现。 不能带来欢乐的游戏不是好游戏，尤其那场游戏最终造成不欢而散。直到他们告别离去，我也不能从惶恐中走出神来。终于只有一个人在家，狭窄的出租房忽然给予我空荡荡的感觉，霉斑片片的墙上挂满那张煞白浮肿的脸。 我从窗口探出头去，那张脸已经不在。走上阳台，也没在任何一扇门口看见那张脸。我特意走出几步，脚步能使我的目光望得更远。没有那张脸，但是我看到别的异常。我看到陈家父女所住的屋门竟然开着。 惶恐不见了，在我心中已经没有半点立足之地。震惊不能用语言表述，惊喜也是。我的脚下不再是阳台而是甬道，我感觉自己正走在一条探寻之路上，这条路指引我重拾一度失踪的友情。 站在门口，闻着屋里渗出发霉的气息，我对自己的亲眼所见依然不自信，喊：“陈佳，陈佳。” 声音带有疑问。连喊几遍没人应答，音量不知不觉提了上去，我估计不只是屋里人，我估计半个大院都能听到我的喊叫。这么一来，陈佳要是真回来还好，要不然，我估计会被嘲笑神经不正常而出名。 随着我的担忧，从屋里走出来一个不是陈佳的陌生女子，问我：“你是谁？” 我在顷刻间感觉万分失望，嘴上关不住疑虑：“陈佳住在这。” “什么陈佳？我们刚租的房子。”他的声音又细又好听，但很不客气，缺点礼貌。 “陈佳回来怎么办，他们付了半年租金，时间还没到哪。” 她很不屑地说：“这是房东的事，问我没用。”说完关上原本开着的门，算是把我打发掉了。 那天晚上，我魂不守舍，父母亲轮流问我想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要是把心里的想法一股脑儿倒出来，结果他们泼我一头冷水，说些少管闲事什么的，那就太没意思了。实在被问得紧，我就含而不露说：“陈家父女可能还会回来。” 听了我的话，父亲不生气，反而眯着眼笑了，说：“我知道你会提这事，你是我儿子，我一猜就能猜到你在想什么。” 我认为父亲关注的重点不对，但主观意识是相对的。意思是说，我认为他关注重点不对时，他可能对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跟我说了陈家父女出租屋的事。我从他的讲述中感到作为陈佳朋友的惭愧，一大半的人都知道房东收取双重租金的贪财牟利的手段，甚至还有人指责过他，他们有着和我一样的陈家父女可能会回来的想法。但是我从父亲口中得知，房东被指责时，全无半点羞愧之心，甚至理直气壮说：“你们懂什么，浪费资源就不可耻吗？我这是资源合理利用。”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房东眼里，资源合理利用的意思是这样的：出过事的房子很难租出去，摊上曹丽这样的外乡人蒙混过关，先把不好做的买卖做了，剩下简单的也就高枕无忧了。 父亲以平常心描述，体会不到友情使我对房东恨得牙痒痒。吃过晚饭，郑大爷又来我家。就像之前说的那样，郑大爷的心态因人们对细节的遗忘，发生了从很高期望到跌落谷底的转变。在这件事上，他找不到能和他产生共鸣的人，他只认我父亲是他的知音，这是他几次三番来我家的原因。他人未进门，声音已到：“岂有此理，竟然没有人再提这事了。” 我父亲一听就知道他说的是何事，我父亲说：“没人提是好事。” 郑大爷的脸更沉得难看：“这下好了，连你也不理解我了。” 我父亲竟又说出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比如，一张纸写黑之后又擦白。别人一看见现在的白就想到以前的黑。想想看，被忘记虽然看不到白，但也想不起黑，难道不是好事吗？” 郑大爷听后，拍拍脑袋说：“还真他娘是好事。” 他只坐了一小会就走了，他出门时一定是碰到了曹丽，只听她说：“估摸着大伙再也不提这事，估摸着用不着你出面澄清了。” 父亲听到这话，压低声音对我们母子说：“估摸着郑老头再也不会为这事来烦我了。” 他们都挺高兴，只有我暗自伤感，因为我估摸着越来越少的人想起陈佳，估摸着很快就再也没有人想起她了。 正文 第四章:一场闹剧 1 能玩在一起的人，这是我在童年时对朋友的定义。如今成人，又加了一条定义：永远不会忘记的人。在湿雨江南的那段日子，有很多能玩到一起的孩子，真正记住的没多少。记住的那些，比如陈佳、刘伟健就算是我的朋友了。 湿雨的江南，我们身在异乡，注定所有的朋友有一天会永不相见。硬是要自我安慰的话，想想异乡的生活也有好处，我们知道许多友情在过了特定的阶段之后冷寂下去，这是友情寿终正寝。相比之下，异乡的友情因返回故里被硬生生截断，遗留在记忆中的美好反而会弥足珍贵。 大概正是这样的原因，虽然一晃二十年，每次想起陈佳，还是会发自内心地珍视我们短暂的友情。正是因为无论陈佳在哪里，从未挪走在我心中的位置，所以对曹丽这种鹊巢鸠占的行为厌恶。 我们知道，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要改变第一印象有许多困难，而且需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些日子，我和曹丽的关系正是围绕着这个通俗易懂的道理展开的。 我和曹丽第一次正面接触是在暑假最初，我已经完全记不得是进入暑假的第二、第三，亦或第四、第五天。那天雨下得不小，这点我清晰记得，我还记得那天见曹丽依然是嵌在江南湿气中的浮肿的脸。那张脸下的整个身体坐在门前阳台上。 雨声裹着我的听觉，风偶尔插进来。在风雨的天气里，雨打湿整个阳台，直打到窗台底下。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把看过的漫画书又翻了两遍。我本来不用喝冷水，也不用吃一只熟过头的桃子，这样的话我的肚子就不会像有什么在里面骨碌碌翻滚似的难受了。 刚开始感觉不对劲，还能坚持一个小时上一次厕所。紧接着半个小时，一刻钟。肚子倒不是很疼，雨打在身上也不是很难受。就是曹丽如同拦路虎，挡着来去的路。我向西上厕所，她面朝着我，向东回家，她又面朝着我。她这架势，无疑是来也等我，去也等我。她这架势，无疑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果然倒数第二次上完厕所，她问我：“你是吃坏肚子了吗？” 由于我之前说过，第一次见面把我吓了一跳和占了陈佳的住处两个原因，我对她没什么好感，不愿搭理她。她坐的位置每次缩腿，我才能过去。这次她没有让道的意思，瞧她的架势，不与她说话就不让我过去。 我讨厌她这架势，没好气地敷衍：“没事。” “那天你们不该做那样的游戏，很危险。”她竟把过去的事翻出来，那事本就造成我讨厌她，这么一来，不是让我更讨厌她吗？ “我知道，”我说，“我也不喜欢那样的游戏，估计不会有下次了。” “那些是你朋友吗？” “我点头。” “有朋友真好，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说完，浮肿的脸挤成苦涩一笑。 “你才刚来，当然没有朋友，时间长了会有。” 我看不出她是特意，还是不经意缩回腿去，总之只要让开一条道，半句多余的话都不跟她啰嗦，一溜回屋去了。最后一次上厕所，她已不在那儿，只剩下一张板凳。我记得，这张板凳陈佳失踪前常坐上面，现在它已被陌生，令人讨厌的气息萦绕，虽然它此刻被雨打湿，但雨盖不住那层气息。 吃过晚饭，雨始终未停。江南的雨总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一旦下起头，就别指望很快结束。母亲知道我拉肚子，特地去二楼同在螺丝厂的女工讨了药让我服下。虽然没什么大碍，但体弱气虚，早早上床睡下。 到大约院子里挨家挨户都吃过晚饭，忽然听见叽叽喳喳的吵闹声渗透雨帘。父亲不顾雨大，到阳台上看热闹。刚出去一小会就返回屋里，用发现大秘密似的语气说：“像是郑老头。” 父亲去看热闹，其他许多人也去，虽然雨大，但浇不灭看热闹的热情。过去一看就知道，确实是郑老头，而且是他挑起的事端。 父亲的劝慰没起多大作用，回家在床上想，越想越不对劲，推翻原本认同的道理，简单来说就是这么回事。一夜之间回到原来想法的郑大爷心情急切，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他不愿好不容易坚定的想法被类似于我父亲的那些话蛊惑；早点让大家把事情弄清楚就不用受思想上翻来覆去的罪了。 住在朝东一楼的郑秋红因同情心强烈指责郑大爷最凶，郑大爷实施计划找她下手最合适。据赵秋红回忆，那天她和过去几年一样，一个人在家，吃完饭倚着灶台洗碗。她听到了敲门声，从没听过这么激烈的敲门声，以为是地震。不论敲门还是地震总要去开门，前一种把客人迎进来，后一种为逃生。 一开门，她意识到雨实在太大，雨大容易出现幻觉。站在门口，脸型和她死去的丈夫有几分相似的郑大爷，让她误以为是丈夫灵魂的回归。郑大爷被雨淋得实在厉害，门刚开，他就一步跨入。灯光还原他本身的形象，赵秋红一眼认出，破口大骂：“混蛋，你想吓死我。” 郑大爷不在乎别人骂他混蛋，“混蛋”一词在他看来不值一提，他说：“我不和你吵架，只想弄清一件事。” 赵秋红的脾气没有因此平息下去：“弄清什么事？” “你责怪我传递不失消息，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你在说什么？”赵秋红压根没听明白。 “陈天同的事，你怪我怪得最凶。”看样子赵秋红本来已经忘了这事，郑大爷一说才又想起，同时想起的还有愤怒：“本来就是，那种场合你能说那样的话吗？等于挖个坑让陈天同跳下去。” 郑大爷抬高了嗓门：“我说过这话不是我先说的，我说这话有缘故，你要再随便怪我，我就给你颜色看。” 赵秋红说：“你讲不讲理，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 父亲听到叽叽喳喳的吵闹时，他们的矛盾正上演到这里。赵秋红天生嗓门大，郑大爷故意放开声音迎合她。他的目的在那时已经非常明确，他要把大院里尽量多的人引来，便于实施下一步计划。 这场大雨意味着不能站在室外，意味着就算站在阳台底下也会被打得浑身湿透。看热闹的都是湿漉漉的人，那么多湿漉漉的人郑大爷喜闻乐见。意识到时机成熟，把声音放得更开，盖过雨和嘈杂的人声，他响亮的嗓门在这雨夜的大院成为一枝独秀：“贯湖河里孩子尸体的话，不是我说的，是曹丽，三楼新搬来的租客，住在原来陈家父女屋里的那个曹丽，我们去找她当面对质。” 他一口气，把曹丽交代得很清楚，把接下来去干什么交代得更清楚，好像错过这口气再也没机会。自然而然，使我想到人在死前的遗言。估计当时赵秋红肯定后悔莫及，就算不为过度的同情心后悔，也为啰嗦后悔。许多人都责怪郑大爷，但就是因为她啰嗦，比别人多责怪几句，被钻了牛角尖的郑大爷抓作典型。 赵秋红一步也不愿踏出家门，外面滂沱大雨她已经眼见为实。她害怕变成落汤鸡，不知道为什么，这世上有更多的女人比男人害怕变成落汤鸡。但是没办法，她只能随郑大爷去，她能读懂他脸上的固执，比她当初责怪他时更固执。赵秋红因而落了下风。 关于这次事件的前半段，我道听途说。从父亲那听到一些，郑秋红常在共同场回忆，包括其他人的三言两语全部汇总在一起，组成以上叙述。后半段描述起来就容易多了，因为都是我亲眼所见。 当时我站在门边，双手握住门框倚着，头伸到门外，上半个身体因而斜着。我是从床上抽出身来的。母亲说：“你怎么不休息？不想让身体好起来吗？” 我对雨中的喧闹充满热情，随口应道：“已经好了。” 母亲一副严厉，我正如母亲了解儿子一样了解母亲，每当有特别的事发生，她总能对我的好奇心网开一面。 正文 一场闹剧 2 我见到人群上楼来，似一种古怪庞大的生物，有一条奇长无比的尾巴。这种生物的头部是郑大爷和赵秋红，当他们走上三楼的阳台，朝着我迎面走来时，内心莫名的涌动使我双颊泛红，颤着声音回头对母亲说：“他们上来了。” 郑大爷敲曹丽的门，也许曹丽在门后面应了，我只能说有这样的可能性，风雨声加人声鼎沸，就算曹丽在屋里应得最大声，我也听不见。 最为清晰的是郑大爷朝曹丽屋里的喊声：“曹丽，你就别躲着了，说清楚这个事，告诉大伙，贯湖河尸体的事是不是你说的？” 我最初探着头，雨水只能打湿部分头发。人总是在做一些不知不觉的事，比如我不知何时出了屋子，走上台上，而且不断朝郑大爷，也就是事件第一现场靠近。那时，我全身已经没有半点干的地方，我和那些人一样，也都成了落汤鸡。我们这些落汤鸡把相同的话连喊三遍，终于门裂开一条缝，缝里露出曹丽浮肿的脸，她以不愿参与任何矛盾纠纷的语气说：“你们的事不关我的事。” 郑大爷理直气壮：“问题不在这里，你只要告诉这些人，那话是你说的就成。” 曹丽说：“是我说的，但我是和朋友们说的。我不知道你们这儿发生的事，和我说的有什么关系？”[/url][u1] 郑大爷想，如果大家信她那些话和朋友说，那么自然也就信她和此事无关。她是不是和朋友说那些话成了争论的关键。因曹丽是外乡人，郑大爷抓住一点：“你来这儿多久就有朋友了？说给谁信。” 曹丽说：“交朋友不讲时间，只要足够真诚，何时何地都能交到朋友。” 郑大爷听了这话很生气：“交朋友，我还不如你？用得着你教我怎么交朋友。” 曹丽说：“我没有教你交朋友，我在说事，这事本来就是这样的。” 郑大爷身后跟了那么多落汤鸡，但是没用，没有一个是他的后援团，相反倒是有个拆台的。一旁的赵秋红有话要说，她首先声明：“郑老头，我不是要拆你的台。”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她就是在拆郑大爷的台。 她接着说：“起码我觉得她说话真诚，再怎么也比你郑老头会交朋友。” 听了这话，郑大爷气得不行：“赵秋红，你胡说八道！” 我环顾周边的落汤鸡，每一个落汤鸡都涨红脸，很兴奋。我对他们的兴奋不无疑虑，他们冒雨跟来是要看郑大爷如何澄清自己，现在换了初衷变了主题，他们反而更加兴奋，真是让人不解。 正在我疑虑时，郑秋红提出很现实的问题：“你怎么知道我在胡说八道？” 郑大爷顿时哑口无言，众人哈哈笑起。赵秋红问时，表情配合着疑虑，但我看出那疑虑其实是假的，真正的表情掩盖在疑虑之下，是和落汤鸡们一样的激动。 随时光流逝，闹剧过去后许多天，我才恍然大悟。落汤鸡们必然激动，他们怎么可能不激动呢？郑大爷澄清自己是已知的桥段，关于朋友的争论是未知的事件。未知之事更易让人激动，符合在那场闹剧中落汤鸡们的情绪变化。 当晚，我和郑大爷站得近，他哑口之时，我在他脸上看到至少两分钟茫然无措。在这两分钟里，他的思想必定是异常活跃的。他所想的必定包括懊悔，他设计了事件的开头，对于最后控不住场怎么办却没有计划。 面对众人等待的目光，要是拖沓不答就会显得他没有气场，减少澄清自己的胜算。他上了年纪的脑子里转不过弯来，还没充分权衡，就以虚弱的理直气壮和明显的支支吾吾说：“那就等几天，看看她能不能交上朋友，就知道她是不是说谎？” “几天？”赵秋红追问。 郑大爷本来伸出四根指头，后来又弯下去一根，说：“三天，就三天怎么样。” 门一直只开一条缝，一直就只露出曹丽的脸。那张脸依然浮肿，和第一次见她时一般无二，但给我的感觉翻天覆地变化。面面俱到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挑重点来说，首先是疲乏，那疲乏看着和我父亲干活时不同，发自内心，且不是形成于一时三刻，而是长年累月的沉积。其次，感觉她可怜，她的事由不得自己做主，郑大爷和赵秋红，你一句，我一言，决定曹丽怎么做才能在伤害陈天同的嫌疑中脱身。 据我所知，他压根不认识陈家父女，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没听过。她为实际上对她来说是莫须有的人承担莫须有的罪责。我大概不会忘记，落汤鸡们散去时，一个个脸上都是那么失望。我甚至听到有人发出嘘声，嘘声的意思是他们抗议隆重开端的事件竟这样草草结束。 人都走光了，曹丽合上门。我呆看着片刻之前喧哗的所在，被夜色奋力涂上一笔，成了浓郁的黑和无比的静。我能想到，所有的落汤鸡们都在家里洗澡，换衣服，说些批判结局潦草的丧气话。 但我猜不透曹丽在干什么，我猜不透她上床睡了，还是呆站着，透过被岁月腐蚀得模糊不清窗户，看着江南夜景。我与她基本上是在做同样的事，只不过有着一墙之隔。我眼中的江南夜景是一片雨罩着无际的黑暗，因而我想，不论曹丽睁再大的眼睛，也必然什么都看不见。 父亲已经回屋，母亲在门口喊：“回来。” 母亲的声音是穿过雨夜的绳，把我拉回出租屋。父亲正在洗澡，他说：“先用干毛巾擦擦，等我洗完了，你洗。” 我点头，望着他，那副黝黑的背朦胧潮湿，如同一幅残缺的江南湿雨图。 郑大爷挑起整个事件，仅是出于满足他可怜的自尊。回观关于湿雨江南的整体记忆，他的自尊心没有半点使曹丽产生尴尬之外的意义。但我当时不这么想，我当时以为后来发生的事正是起因于郑大爷的自尊心。 母亲要我和她去螺丝厂，说我一个人在家不好好做作业。母亲说得没错，但她不知道我在螺丝厂更不能好好做作业。虽然整本暑期作业没有几个我会的题目，但我还是希望在做作业时，能有个安静的环境。我可不想一边做作业，听着螺丝厂的机器在耳边轰鸣。我更不想读着赞美雷锋的课文，忽然听见一群嗓音粗哑的工人，相互之间骂娘骂猪。 还有我到了螺丝厂一步都不想走动，因为那是个螺丝厂，螺丝厂的意思顾名思义满地都是螺丝。不小心踢到倒还好，顶多破点皮，渗点血出来。要踏到一颗就倒霉了，弄不好在脚底钻个洞，把鞋袜和脚底层次分明钉在一起。 不是我胡诌，的确有这样的倒霉蛋。那时，我刚来江南，我的母亲还不在螺丝厂工作，那时她是一个小工地上的炊事员。虽然和螺丝厂没有直接的瓜葛，但我还是到江南没多久就听说了螺丝厂。 那是附近的大厂，大院许多人在里面工作。我时常听他们在说螺丝厂这样，螺丝厂那样。有时我甚至还会听他们说起厂长多大年纪，有什么相好之类。 有一天，我听说螺丝厂出了一起事故，我听说这起事故是很不应该的。有个负责现金出纳的会计，那天不知怎么跑到成品车间。听说那时生产工艺落后，车间里总撒着一地螺丝。车间工人都穿着厚底的鞋，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就像日本人穿的木屐。这样的鞋螺丝自然钉不进去。工人每人两双，科室里每人一双。厂里规定进车间必须穿这样的鞋。 那天那个现金会计跑步进车间，他走得太急，忘了换鞋。据说，他当时穿着一双塑料薄底的布鞋，还没走出几步，只听哎呀惨叫。那天上班的工人只见他蜷身蹲着，不止惨叫连连，而且全身发抖。据说，那天他是被抬出去的，送到医院去拔钉。为他诊断的医生为用螺丝刀还是镊子拔钉意见不合闹了口角。吵到最后没办法一半用镊子拔，一半用螺丝刀拔。钉子没有三十也有二十五个，现金会计的惨叫从下午持续到华灯初上。 现在我要说，那个现金会计姓郑，就是大院里的郑大爷。那时还没人喊他郑大爷，大家都喊他老郑。为了这事，厂长说他违反厂规厂纪，决定终止退休返聘合同。郑大爷的名号是从他光荣退休的那天开始用上的，大院有这样称呼退休人员的习惯，比如还有茅大爷、孙大爷等等。 郑大爷曾经给我们看他的脚底，点点钉疤清晰可见，除了马蜂窝，很难再以其他作更形象的比喻。人们一见那脚型马蜂窝，就问他当天事情经过，问他为什么兴奋过头，不换鞋就跑进车间。一旦被问及这般，他就穿袜趿鞋，表情无趣地走开。 其实这事大家都知道，鳏夫郑大爷喜欢螺丝厂工人周寡妇，受她之托，为她申报贫困补助。拿到钱的那天，他满怀激动讨好对方，结果就出了这事。他们的关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兴致所在，周寡妇难以接受，找个理由辞了螺丝厂的工作，投奔城里女儿去了。 正文 第五章:何谓朋友 1 其实我要说的不是郑大爷脚底的那些螺丝钉疤，也不是他的情史，这些真的和我半点关系都没有。我要说的是，螺丝厂和郑大爷联系在一起，而最近郑大爷又和曹丽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只要踏进螺丝厂就会想起那出闹剧，并对那出闹剧打下的伏笔，也就是接下去可能发生什么充满好奇。 一想到这些，我就别想写作业，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会变成俯瞰湿雨江南的孤鸟，大院中的生活百态，矛盾纠葛，就如电影幕布在我眼前逐次展开。 母亲把我安置在车间旁的小仓库里，第二天下午，母亲抽空检查我作业完成情况。结果是我的屁股上结结实实挨了两巴掌，骂我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巴，让我滚回家去，再也不管我作业和学习。 母亲骂我扶不上墙不止那次，说不管我学习也不止那一次。在我的儿童时代，她就已经为我打上了没什么出息的标签。但她不甘心就这样气话成真，她还要管我的作业，还是想把我扶上墙去。 螺丝厂在大院东南方，有两条路可以回去，一条朝西再往北，一条往北再朝西。第一条稍远，却是好走的马路；第二条近，但要克服一段泥泞的田间小路。换做平时，我肯定走较远的马路，我去过螺丝厂许多次，一直走那条路。但是那天，一跨出大门，两腿就不受控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一路往北走去。 那天的江南飘着小雨，但我的印象里，只要雨势不大，泥泞通常都容易克服。直走到岔口，往西才是回家的路，但我的双脚没有转向的意思，他们还在往北走，不停地往北走。 直走到那片树林，它们才停下，它们让我往前看。我看见无数的树在江南烟雨中挺立着，它们十几年岿然不动，无论腰还是腿必定累得够呛，但它们不忘作为树的初衷和使命，还会一直挺立下去。 见我来，它们变得活跃，沙沙声似乎与我说话。我知道这些声音讲述着湿雨江南的故事，讲述许多人想说终于没说出口的心思，讲述它们亲眼看到一些人走出人们视野后的踪迹。我要听懂就好了，等于丰富了生活，增长了知识，且能找回许多我已经错过的其实非常喜欢的人和事。 我走入林子，沙沙声包围着我，雨滴在身上，我看见那条湖，彼岸被烟雨吞没，同时被吞没的还有真的令我非常想念的陈佳。我突然想到也许林子里真有一间陈佳新搭的房子，材料不是木也不是砖，说不定是从陈佳心底抽出的梦想搭出了墙和顶。 也许这么多天，陈佳一直生活在这里，他喜欢湖，就会常常踏着湿泥沿湖游览。此时，她可能就在彼岸，就在装饰着河，使其看起来无边无际烟雨中。 时间从林间湖畔溜走，越来越远的背影提醒我该回去。我恋恋不舍退出林子，我的心被对陈佳的回忆抽得空荡荡。我记得走出树林的那一刻，心里懊丧的要命，我后悔走那条路，要是走另一条，闲暇就会替代懊丧。我可能在看电视，或看漫画，或站在阳台上瞭望江南景致在湿雨中若隐若现。 烦人的想法持续了很久，直到进了大院我才不那么想，我才有心情让自己往好的方面想。对陈佳出于忧伤的思念占据了我许多精力，但至少没有占据整个下午，至少离母亲下班还有一段时间，我能按刚才的遐想看电视、看漫画，或站在阳台上瞭望江南烟雨。 我兴匆匆走上三楼阳台，离家门口只有几步路。曹丽坐在阳台上挡了去路。我已经习惯了，既习惯她像门神一样坐在那，也习惯一声不吭走去，在她缩回腿的同时一溜烟经过。但这次，我已经走到她跟前，她也没有缩回腿的意思。 我记得她当时穿一件很旧，领口有花边的棉衬衫，下摆很长，遮去水桶似的腰和碎花的确良的裤兜。那条裤子又旧又老式，而且和上身衬衫完全不搭。这不是我当时的想法，当时住在大院里的人都穷的要命，对于衣着，只要不赤身.就行，实在很少关心式样老不老，搭不搭之类。我这么说是忠实于回忆时的感觉。 我记得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我最爱吃的大白兔奶糖，不知四颗还是五颗，横七竖八陈列在她掌心里。她的意图很明确，是要把它们给我，她问：“吃糖吗？” 我愣在哪里，摇头。 她又问：“你不爱吃吗？” 我依然没回过神，点头又摇头，她表情干涩地笑了笑，做出试图把糖塞回兜里的动作，不过一时找不到袋口就放弃了。我以为听错了，不过她嘴里真的冒出来一句：“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什么？”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我似乎没听见她说的，我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要回家了。” 虽然曹丽心里不愿意，但按我当时的表现，她只能缩回腿让我通过。我原地起步跑回家，进屋后立刻把门关得死死的。 我的脑子里有千万个想法，最先想到的竟是陈佳，这是不合理的，但实情就是这样。我记得在上学期开头，陈佳差不多也是坐在那个地方对我说：“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同样的话给我的感受，面对同样的话我的表现都截然不同。除了这些，我还在想，曹丽为什么要和我做朋友，她比我大近四十岁，没听过差这么多年纪还能做朋友的。 我将她和我做朋友的目的，和那出闹剧联系在一起，这是有依据的。连日来，大院所有的租客都接待过郑大爷，他当然没有挨家挨户做客的闲情，他有的是挨家挨户游说的毅力。他提醒所有人，不能和曹丽做朋友，说过的话都能抵赖，能和说话不算话的人做朋友吗？ 也许郑大爷游说成功，曹丽一个朋友都交不到，为了证明自己能在短时间里交到朋友，连我这样年纪相差四十岁的人都不放过。 那天晚上，曹丽来我们家。当时，我们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饭，菜式很简单，有个词叫做家常便饭，菜式简单就是我们的家常便饭。外面不下雨，我们屋里却在下雨，屋顶的水未干，房子漏水越来越严重，以前只要不下暴雨，即使屋顶有点积水也不会出问题。 我们打开后窗，也开前门，希望对通的风能吹散家里潮湿.的气息。当时情景就是这样，我吃着饭，听着外面的风声和里面的雨声，我们专注于那样的声音，忽略了曹丽来我家的脚步声。 我父母谈不上热情好客，起码也是礼貌周到。大院里任何人来我家做客都不会受这么生冷的待遇。我记得曹丽在我家站得时间不短，在场所有的人都尴尬，母亲一向善于言谈，在那种场合要是能派上用场也不错，但他竟也是无话可说。 父亲中途盛饭，电饭锅在门边，盛饭时几乎与曹丽面对着面，我用余光关注他，感觉他可能要与曹丽说话。可能她真的说了，可能只是我没听见，不过后来，我看见父亲坐回桌边，曹丽仍呆站着。 在我们快吃晚饭时，曹丽言语带着笑问：“能进来坐会儿吗？” 出于礼数，他们不拒绝，母亲说：“进来呀，外面湿冷。” 曹丽跨进屋，显得拘谨。门边一张吸满江南湿气的木凳，曹丽坐了上去。洗过碗，父亲打开电视，她和我们一起看。她显得心不在焉，实际上，每个人都心不在焉。 电视里在播放战争片，枪炮声刺耳。我知道父亲本意是调小音量，我们家的电视机老态龙钟，内部搭线。你调音响，它给你换个节目；要调节目，却只对音响起作用。换了节目，怎么也调不回去，父亲用白天拍砖的手掌拍电视机，拍得它犯哮喘也没用。我们只能看令人昏昏欲睡的文艺宣传片，讲解员的女低音柔和绵长，画面瑰丽妩媚。虽然不如战争片激奋人心，但除了让人犯困，也没什么使人讨厌的地方。 当时我感觉难受是因为曹丽的目光，在我家这一道那一道，组成一张网。就算她不总是盯着我，有时候盯着父亲或母亲，有时也会盯着电视画面，但我不能抑制被网罩起来的幻觉，使我心中压抑。 正文 何谓朋友 2 她忽然说道：“刘振是个好孩子。” 我不知道她说这话干什么，这种莫名其妙的话只会让我羞愧得想找道地缝钻进去。父母哪个不知我的底细？他们对这样的恭维额不认同。首先是母亲说：“绣花枕头稻草心，拿出成绩单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父亲接上说：“我们说十句，他肯听两三句就谢天谢地了。” 我怕的就这个，我怕任何人谈及我是好孩子或坏孩子，特别是在我父母面前更不能说。别人的父母想方设法袒护孩子，偏偏我的父母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儿子的那些缺点。 曹丽说：“孩子调皮总会有的，但他本质是个好孩子，我已经看出来了。” 我的父母没说过我本质上是好孩子，老师也没说过，我不相信她看得出我本质上是好孩子，说她胡诌我倒是信。围绕我是不是好孩子，不会有太多对话，三言两句就完事了。接下去双方没了话题，在沉默中看实在无趣的电视节目。 终于曹丽坐不住了，起身说要走。父母亲让她走好，目送她到门口，在我看来还算是礼貌的。曹丽前脚已经跨出门，忽然缩回来说：“我很喜欢交朋友，最好是能坐下来无话不谈的朋友。” 父亲说：“是啊，有这样的朋友真是不错。” 曹丽还想说什么，却见她沉默片刻，终于止住翕动的唇，头一低走了。据父亲说，当夜在曹丽走后，他去关门时，大院里多数人家熄了灯。我特地提这个细节，不是要说明大院里的人睡得多早，我的意思是那晚曹丽确实在我家坐了很长时间。我的意思是她在我家坐这么长时间，肯定不只是要说我是好孩子和她喜欢交朋友什么的，她肯定还有更重要的事说。我注意到她临走时双唇翕动，重要的话就在里面，只不过最终没说出来。 门关上后，没有外人的参与，家里的气氛终于活跃起来。父母亲相对着盘腿坐在床上，他们让我去洗澡。洗澡不妨碍我用耳，我听见他们对话。首先是父亲说：“你猜她来干什么？” 母亲答：“肯定不会只为说孩子的好话。” 父亲提示：“她还说到了朋友。” 母亲语气说明她胸有成竹：“那才是她的目的，向郑大爷证明她有短时间交朋友的能力。”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租房时，房东说二十四小时热水供应，问了其他房客说是不可能的事。父亲又去找房东。房东说：“是啊，二十四小时供应，不过是限量供应。就这么多热水，你用光别人就没有，别人用光你没有，这也能怪我吗，这是你们的事。” 房东还特地把房顶上烧开水的锅炉指给父亲看，父亲长这么大没见过那玩意，房东说什么他都信。后来他一次都没用到过热水，哪怕大清早水也是冰冷。他又去问其他租客，被告知：“早在棉厂败落那年，锅炉就坏了。” 父亲气得没话说，明知再去找房东也没用，只在心里狠狠地咒了他一通。我和所有的租客一样，早就已经习惯冬天不洗澡，夏天用凉水冲洗。此时冰冷的水从背部和胸口往下冲，不再谴责房东。有一句话叫做习惯成自然，说的就是包括我在内的大院居民。 第二天清晨，我不是自然醒，而是被郑大爷的声音吵醒。他一大早在我还没清醒的耳朵里喋喋不休，还是为那事。他这叫做三番五次，再好的事经他这么三番五次也让人厌烦。 他问我的父母亲，曹丽找过他们没有？他说一定找过。他说千万不能和她交朋友，不然就上了她的大当了。因为一整天繁重的工作等着，早晨父母亲的心情总不太好，表现为不爱说话，从头到尾只有郑大爷一个人在说。他像站在台上朗诵似的，完全不顾台下观众的反应，说得还挺激动。 直到父母亲即将出门，郑大爷感到自己唠叨够了，感到没有更多的时间唠叨了，他结尾的一句话使我听得震惊：“你们要答应我，不能跟那个女人交朋友。” 我的父母自然不会应他，不是说他们想要和曹丽交朋友，而是郑大爷的语气、态度使他们反感。 他们无声的背影显然令郑大爷失望，那时郑大爷还没离开我家，在失望之余看见正在穿衣起床的我，觉得我也是需提醒的对象，就对我说了同样的话。我不能像父母那样不予理睬，在孩子面前，老人家的威严是难以抗拒的。他再一次问我“听到没有”时，我只能点头。 那天太阳偶尔露出脸，更多的时候被云笼住，不能说热，但异常的闷。闷的意思是你感觉热量并不晒着皮肤，而是被吸入呼吸道。那天，我一步不愿出门，因为外面的闷比家里厉害得多，但也不完全是这原因，还在于曹丽。 我真的弄不明白，外面闷的要命，她何以能在阳台上一坐就是半天。我只要一探出头去就见他坐在那儿。开始她背对着我，后来又面对着我。我要是看她，也立刻被她看见。我以前可不是羞赧到怕被人看的孩子，但她的眼睛跟别人不一样，她的眼睛就像天上若影若现的太阳，只要一看我，我的呼吸道就会又闷又难受，就像有人往我嘴里塞了一把火。 后来我不再出门，就连门外的景象都被我视为雷池。就算这样，我还是能感觉到曹丽在那儿。因为她咳嗽，她的咳嗽声非常特别，每一声都像拍来一记巴掌，拍得我耳晕目眩。后来我听到脚步声，意味着曹丽在走动。脚步声靠近，意味着曹丽接近我。 我听到她的脚步在门口停下，我本来可以关门的，我想过这么做，我后悔没这么做。就因为那天太闷了，我开着前门后窗，盼着对通风吹进屋，虽然我的期望直到曹丽来到家门口时都落空，但我还是不断期望着。 曹丽喊我的名字：“刘振，刘振在家吗？” 我实在不想应她，要是应了她，意味着接下去有一段我很不情愿的对话。但我不能不应她，门敞开着，说不定她会进来，就算人不进来，脑袋也会伸进来。我们出租房的面积比二十平米只会少不会多，躲都没地方躲，有一对眼睛望进来的话立刻全都暴露。 出于这样的原因，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只能应她：“有什么事？” “昨天我说想和你做朋友，和喜欢交朋友都是心里话，再说句心里话，你们不愿做我朋友也没关系，郑老头清晨对你们说的那些我都听到了。现在和我做朋友也是在为难你们。现在暂时不提了，以后再说。” 她没进来，在门的边上，隔着墙和我说话。这些话我不知怎么应，我一个孩子从不说这样的话，别人也不与我说这些。我憋了半天，憋出一个字：“好。” “糖给你，和朋友没关系。我说过要给你的，不能逗着你玩。” 一张凳子抵着门，这是我家的习惯，不管有没有风，只要门开着，就会用一张凳子抵着门。曹丽没进来，她的目光甚至也没探入屋内，或许她知道自己的目光也会打搅我。她的身体一探入门框就在做弯腰放糖的动作，糖刚散落在凳上，她就转身走了。 曹丽走了很久，我才站起来，走向糖。我走得很慢，我的样子像是在试探着走向糖，似乎糖不是物件，而是人或动物，似乎只要有人靠近，它们就会跳起来溜走什么的。 事实上，糖自己是不会动的，直到我抓起它们，才会在我的手心里滚上两圈。我看着手中的糖，它们已经属于我。我很喜欢吃大白兔奶糖，我长这么大，一共只吃过两三回。要是这些糖和友情无关，我不妨吃了它们。 正文 第六章:奇怪的友情 1 郑大爷和赵秋红约定给曹丽三天时间，看他能不能交上朋友。三天早就过去了，十天半个月也都已经过去，郑大爷天天找赵秋红都不见人，于是敲她隔壁邻居的门。那里住着一对刚到这湿雨江南不久的小夫妻，被他烦都烦死，不顾老幼尊卑，口出怨言：“说多少遍回娘家了，你年纪大，耳朵聋了。” 令郑大爷悲从中来的不只是小夫妻的无理，当郑大爷试图劝服众人就算赵秋红不在，他们也可以作证时，迎来一张又一张淡漠的脸更是主要原因。 那天我回家很晚，我已经不记得白天干什么去了。可能和刘伟健去粮仓抓麻雀，可能去同学家玩，也可能和母亲去了螺丝厂。因为无关紧要，所以记得不太清楚，主次分明是我记忆的精明之处。 我对那天的记忆，是在苍白无力的天空底下跨入大院的那一刻开始，有着昏暗的特质，租客家里灯光如星是亮点。我循着楼道而上，白天的时候我上楼的姿势更活跃，因为我总是两步一跨，飞跃而上。 过去晚上也可以，因为楼道里有灯，但那晚不行了，那盏散发昏黄光线的灯自一年前钨丝烧断后，无人更换，每当夜幕降临，别说是两步一跨，就算一阶阶走也要有摸索的心理准备。 刚到三楼就听到说话，三楼的租客既少，又没有爱大声说话的。那天意外听到嗓门挺大的说话声觉得奇怪，而且无论我如何细听，都是陌生的。更使我奇怪的是那声音是从曹丽屋里发出的。 从她家门口走过，我的目光很少望入她屋里。我怕和她的目光对视，我怕她盯着我问：“嗨，愿意和我做朋友吗？”我将不知怎么回答。老实说，这是我连做梦都怕的问题。 那天我止不住好奇，虽然没有放慢脚步，虽然也是一经而过，但我的目光从门里望进去，我望到的是和陈家父女住时同样的摆设，只是人不同。有个成语叫物是人非，说的就是我此刻所见。 曹丽坐在门口，低着头。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仅通过动作姿势，分明已感受她心情颓丧。桌边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条腿搭着另一条腿，另一条腿搭在凳子上，嘴里叼着烟，抽烟的姿势很痞。嘴里吐出的烟也不老实，没有耐心静静升起，反而在空中轻舞，舞姿比他抽烟的姿势还痞。盘旋着，和他头顶上长不过两寸的头发逗趣。 说话的就是这个男人，他之前说的话我听不清，只有这时听到一句：“我们是什么关系，不用眼睛，不用耳朵，靠感觉都能找得到。” 这话挺有意思的，不过更多的是令我不解。如果感觉能够替代眼睛和耳朵，那这种感觉的奇妙性是我无法想象的。 我回家没多久就吃饭了，是中午吃剩下的残羹冷饭。已进入三伏天气，我不排斥吃下冷掉的饭菜，我讨厌的是湿气，无孔不入的湿气使菜失去原来的滋味，饭馊掉般失去粘性。用味同嚼蜡形容那顿晚餐很贴切。然而再难吃的饭菜也逃不过我咀嚼和下咽的惯性，被我一一吞进肚里。 很快我就不关心饭菜的滋味了。我听到摔东西的声音，碗或是杯子，总之不是玻璃就是瓷器，在哪怕是屋里也格外潮湿的水泥地上摔得粉碎。很难确定这声音从哪个屋里发出，甚至听不出来自于哪一层。 也不知道怎么了，我的心思似乎离不开那地方，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和那地方联系在一起，我不说你也知道，那地方指的是曹丽的出租屋。 父亲说：“曹丽家怎么了？”看来父亲和我一样，也有把意外的事情和曹丽联系在一起的潜意识。 母亲说：“不小心摔了什么东西而已吧。” 父亲又有新的想法：“是不是郑老头找上门，说不定吵起来了。” 我和父亲在许多方面相像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我是父亲的儿子。母亲老说我们：“你们爷儿俩真是一个德行。”现在我们爷儿俩又都一个德行，是指我们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父亲端着碗出去，我跟着，只是我不像父亲走上阳台，而是倚着门，探出脑袋，我们的目光一前一后，一上一下，但终点相同，都在曹丽家门口。那个抽烟很痞的男人先走出曹丽出租屋，曹丽紧随其后。她想对那个男人说什么，看见我们父子，瞬间改变了主意。她扬着唇角，一看就是硬挤出来的微笑说：“朋友，以前的朋友。” 父亲抬头看着天空，装出出门就是为了看天空的假象。我倒是以点头的方式作为回应，但当时天昏地暗，我点头的方式她也许不易觉察。 那天晚上，父母不谈工作，不谈我的作业，更不谈嚼而无味的晚餐，他们谈的是摔碗声和走出曹丽出租屋的男人。 对于曹丽和那个男人的关系，他们分析了各种可能性，亲戚、朋友、老乡等等。随便哪一种都不会摔碗，因而被一一否决。最后他们一致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曹丽托交朋友之名把那人请到家中，后来那人发现曹丽的本意不是出于友情，主要是为了应付和郑大爷之间的矛盾，他感觉上当受骗，怒气难止，摔碗就走了。 我叹服这对工人夫妻的编故事能力，听似合情合理无懈可击，但我心里清楚他们的推测是谬误，我还记得那个男人说：“不用眼睛，不用耳朵，靠感觉就能找得到。”说明那个男子不是应曹丽之邀，而是自己主动找上门去的。 父母亲还在聊同样的话题，但我已经很困了，睡意指使我的潜意识排斥外界声音的干扰，因而我很快与他们的谈话内容脱离了。 直到我忽然想到，他只说靠感觉就能找到，没有说找到什么。找到曹丽是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但不代表无误，有可能找到某个地方，找到某些东西，也有可能仅是找到感觉和想法，靠感觉找到感觉听上去还算合理。 在否定之前的看法后，我睡意全无，睁开眼睛，又能听见他们说些什么了。内容与之前别无二致，仍在重复他们的推论。不知怎么，我张开嘴，语气坚定地说：“你们说得很有道理。” 对于这句话，父亲隔日对我说，他们以为我在说梦话。 那几天，我在大院里漫无目的闲晃，听到租客们谈论那个男人，他们的话和我父母当晚的推论差不多，只不过他们的描述要比我父母更深入一些，因为有人听见那个男人说：“老不死的，敢骗我，早晚给你颜色看。” 在他们看来，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曹丽诓骗他做朋友的目的被发现，所以骂骂咧咧摔碗而去。那个男人谁都不认识，肯定是大院外的人，按郑大爷的说法：“连院子外面的人都骗，这骚娘们是饥不择食了。” 曹丽和那个男人奇特的友情使我产生强烈的好奇。我很想当面问她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更想问她，那个男人刚开始凭什么和她做朋友。在现实中，我自然做不出当面要求曹丽释义的事，唯有一次在梦中，我站在曹丽家门口问了想要知道的问题，她说：“做朋友还要理由吗？只要你情我愿就是朋友了。至于那晚发生的是情绪上的事，我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情绪有关。” 这话说得对极了，但我觉得这些话不像是曹丽说的，她与我接触几次表达直白，说不出这样的话，这话倒更像是我那个和泥砌墙，喜欢搞点哲理的父亲说的。 我思来想去，终于在一天临睡前问父亲：“你最近说过关于情绪和朋友什么的道理没有？” 他问我什么时候。 既然我不记得，就只有一种可能：“在我睡着的时候。” 他说：“除非我在说梦话。” 他的意思是没说过，但我觉得他在说梦话也是有很大可能的。我在梦里听到他说梦话，于是把他的梦话运用到梦里，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解释，都合情合理。 还有另一种想法，我的性格不会对别人的事有强烈的好奇心。在这件事情上，我违背了自己的性格。但若深入去想，可能不是这么回事，可能我想弄清事情经过的目的是为更进一步弄清那个男人怎么会有和曹丽成为朋友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我身上是否存在？等于就是在寻找我能不能和曹丽做朋友的答案。 正文 奇怪的友情 2 我的目的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目的，基于我对曹丽态度的改观。可能发生在她给我糖；看到男人很痞抽烟，而她情绪低落地低着头；或她朝我父子说什么她和那人是朋友的瞬间。 那是一种古怪的怜悯之心，这种怜悯是感同身受的。我像我长久以来可怜自己，当初可怜陈佳一样的，有一些共性是我能感觉得到的，我们都身在大院的熙攘中，内心深处又都寂寞无比。 我总是在想，那些有着同样感受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刘伟健那么久的交情却及不上我和陈佳几天的友情。 我的内心其实总是在发散着孤独的讯号，只是我没有多提及罢了。当有一天，我看到房东蔡言生挤进曹丽家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他和曹丽有着相仿的内心世界，难道他们能成为朋友吗？ 具体在哪一天看见蔡言生我已经忘记，不过看到蔡言生是怎样一副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是在晌午，那个时候，除了上班的，大部分人都在午睡。大院里静悄悄，不代表人少，这儿每时每刻都有不少人，只是当时所有人都蛰伏于出租房，在地面、墙角散发出的发霉的气味中打鼾入睡。 我虽然不打鼾，但也睡着。我是在一群鸟儿的嬉戏声中醒来的。它们一会儿停在树上，一会儿在空中追逐，一会儿落在窗台上。它们的嬉戏声其实也不是很吵，是我睡眠浅的原因，我醒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不知何时起，我的睡眠竟就这么浅了。 我本来不想上厕所，我没有便意，尿意也很浅。只不过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因有一种乏力极了的感觉，也没有精神看电视、做作业。我动作软塌塌地起床，把上厕所当做抖擞精神的途径。我知道这是非常荒唐的举措，但不妨告诉你们，我这么做已经不止一两次了。 你们已经知道，我上厕所要经过曹丽家门口，不妨介绍得更仔细些，三楼的公共厕所在楼道的另一侧与它相邻。当我即将跨入厕所的门，严格来说，尚有一尺，因为按布局，距厕所一尺处离得最近又能看见楼道全貌。 那人低着头上楼，我从斜上方看他，一眼认出他是谁。对于来人我再熟悉不过，我无数次见他领着房客看房。在那些初来乍到，对这湿雨江南战战兢兢和充满好奇的矛盾心态并存的房客面前，他过于趾高气昂。那种姿态已经超出了带人看房的范畴，更像领导到基层视察工作。 我当时看到的就是此人，房东蔡言生左手拎着苹果，右手拎着香蕉，循楼道上来。他一抬头就看见我，当时我在他眼里是个正在发呆的孩子，我这个正在发呆的孩子令他不舒服，他举起拎香蕉的手臂朝我甩了甩说:“看什么看，一边玩去。” 他的话使我从发呆中回过神，把我赶进了厕所。我说过自己古怪的意识，所有不寻常的事都被我和曹丽联系在一起。我当时正在尿尿，在尿液对公共厕所的冲刷声里，我第一时间想到房东是去找曹丽的。 但我立刻又自我否定，他怎么可能是去找曹丽，找曹丽有什么意图呢？一个只会惹麻烦，招讨厌的女人值得蔡言生既拎苹果又拎香蕉上门做客吗？ 我从厕所出来，看见蔡言生站在阳台上。他朝一扇门站立，正是曹丽家的门。这件事告诉我，世上有许多事难以预料。意思是说，许多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正在发生着。 蔡言生在门前站了会，估计他希望有人自行前来开门，他好给开门的人一个大惊喜，就在我从厕所出来的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只有敲门才能解决问题。 那扇门已经腐朽，敲门声也是如此。从这湿雨江南的大院传出的敲门声并非节奏鲜明的点状，而是如同远处的麦浪般，虽有峰谷之分，但每两者之间都黏连着，这种黏连物因江南潮湿的空气显得极有韧性。 门开了，开门者自然是曹丽，问拎着香蕉和苹果的蔡言生有何贵干。他用膝盖顶住门，侧身往门缝里钻：“进去再说，进去再说。” 当时我恰巧经过，她关门时看见我，朝我礼貌一笑，我看出她笑容尴尬。只能说，这的确是个迷，蔡言生和曹丽成为朋友的可能性是我挠破头皮也想不到的。 我盼着晚上父母回家后，会在讲述白天的听闻中透露些什么，实际却没有。只能说他们没听到任何风吹草动。蔡言生晌午出门，本来就为避嫌，看来这招收效不错。 我想说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再隐秘的事也会昭然若揭。只不过我以为蔡言生的行踪会在晌午出动时被发现。没想到会在某个下午，蔡言生自以为安全地躲在曹丽家里，那扇腐朽的门突然间被一脚踹开，蔡言生在人们的目光中暴露无遗。 也许你们都想到了，你们猜得没错，又是郑大爷，他踹出愤怒的一脚，收获却是无比惊讶和后悔。 事情起源于那日下午，郑大爷终于等到赵秋红，第一眼看见赵秋红，郑大爷没认出来。当时她驮着大包，拎着小包。郑大爷还在想，这是哪里的女人，有着孺子牛的精神令人可敬可佩。赵秋红恰在这时抬起头。从某个角度望过去，赵秋红的脸挤在两个袋子之间，被挤扁是假象，是目光下的错觉。 郑大爷倒是不在乎那张脸是长还是扁，是方还是圆，他在乎的是那张脸属于谁。那是赵秋红的脸，他发自心底喊她的名字，那种感觉是他的名字从喉咙冲出来。他的身体有一股强大的后坐力，紧接着整个人都被发射出去，同时被发射出去的还有他的大喊：“赵秋红，赵秋红你终于回来啦！” 赵秋红从娘家回来带了很多土特产，就是她大包小包里装的东西。郑大爷立即就要拉她去曹丽家看她交到朋友没有。这回他有十足的胜算。他把所有精力用在等赵秋红出现，而忽略了房东蔡言生每天晌午的行动。 我听说赵秋红听到郑大爷喊时的第一反应是满脸恐慌，我还听说赵秋红大骂郑大爷神经病，问她：“你见过大老远回来大包小包，不放自己家里，先去别人家的吗？” 郑大爷听她所说有理的也接纳，他帮赵秋红拎东西，拉她的手，生怕她飞掉，又怕她走得慢。其他房客见到，问他们：“你们这是怎么啦？” 赵秋红一脸无奈说：“我怎么知道？他神经病的。” 人都有为自己做错事后悔的时候，当初是郑大爷，现在是赵秋红。赵秋红的后悔甚至在语言中透露：“这事过去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成吗？” 郑大爷说：“那不成，那样我就稀里糊涂说不清啦。” 赵秋红把东西放家里。准确来说不是放，而是扔。郑大爷拦在门口不让赵秋红进屋。 他让赵秋红：“开门。” 她就开门。他把自己身上的两个袋子扔进去，对赵秋红说：“你也扔。” 赵秋红摇头。郑大爷夺过包，把它们一件件扔进去。 据赵秋红后来回忆，那天郑大爷的情绪异常激动，所有过度的行为都因激动而起，他拉起赵秋红就往曹丽家走去。在上楼时，他的情绪间于愤懑和得意之间，重复道：“你们就是不信我，好了，现在可以证明那女人到底有没有交到朋友，现在可以证明我不是在胡说八道了。” 到了曹丽家门口，郑大爷不敲门，也等不及曹丽开门。他以救人救火，而不是去证明什么的紧迫万分的情绪一脚把门踹开。他想曹丽必是一个人在家，他已经规划了问曹丽哪几个问题，待她哑口无言，然后不无得意告诉赵秋红：“看到没有，她一个朋友都没交到。” 然而就在他踹开门的瞬间，他不敢相信自己亲眼所见，他甚至以为自己老眼昏花出现幻觉。那是他最想不到发生的一幕，他怎么可能想到，曹丽非但不是一个人在家，而且与他面对坐着，竟是房东蔡言生。 看起来他不是去要租，他的样子不像是要租，而是低声下气，求着曹丽做她朋友。郑大爷见后，一口气上不来，吐了两个短促的“你”字，昏厥倒地。